业绩下滑与上市公司违规行为的关系思考

本文是一篇企业管理论文，本文以股价崩盘风险作为切入点，提供了上市公司违规行为被稽查揭示后扰乱金融市场稳定的证据。
第1章  绪论
1.1  研究背景
自资本市场建立以来，由于超额违规收益的诱引，导致上市公司违规乱象频发、屡禁不止，再加上隐蔽且多样的违规手段、尚不完善的法制建设以及我国普遍“一股独大”的股权结构等既有缺陷[1]，公司违规行为比比皆是、愈演愈烈，甚至会引发群体性败德行为。譬如，康美药业财务造假案、辅仁药业信息披露违法违规案、以及吴联模操纵市场案等典型违法违规案例。上市公司作为国民经济发展的“领头羊”，其自身的违规行为尽管在较短时期内获得巨额收益抑或减少付出成本，但究其本质而言，却是对其他组织及利益相关者的利益攫取，是对法律法规和社会道德的背道而驰[2]，该行为不仅损害了二级市场投资者的个人利益及投资信心，更是严重阻碍了资本市场的健康运作和长远发展，违背了新时代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提高上市公司行为规范的发展理念[3]。在强调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时代，合法合规的经营氛围对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促进资本市场健康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现实意义。因此，如何更好地规范上市公司行为进而促进资本市场健康发展在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进程中显得尤为迫切且至关重要。
目前，关于公司违规行为的前因研究已取得较为丰富的成果，其研究路径可归纳为以下两类：一类是以政府管制、市场特征为主的外部监督效应，已有研究发现公司的外部监管部门[4]、机构投资者[5-6]、公众媒体[7-8]、同业监督[9]、董事高管责任保险[10]等外部监督机制对上市公司的违规行为可以起到应有的遏制作用。另一类则是以管理层违规动机为切入点，着重探究以高管多重特征为主的内部治理机制，比如，Khanna等（2015）认为较大的管理层权力提高了违规概率，并降低了违规稽查的可能性[11]；陆瑶和胡江燕（2016）基于中国特色的裙带关系视角，认为CEO与董事成员之间的“老乡”关系增加了其违规的可能性[12]；梁上坤等（2020）对董事会断裂带与公司违规行为二者关系进行考察，证实了董事会这一重要制度安排的治理效应[13]。亦有部分学者指出，公司违规动因不仅仅局限于单个企业行为，而是行业环境、市场特征与企业行为之间的互动结果[1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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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研究意义
上市公司违规现象早以屡见不鲜，违规手段亦是愈来愈隐蔽，违规行为更是屡禁不止，上市公司违规行为作为公司治理领域的热点和焦点，学术界和实践界一直致力于寻求公司的违规动因及其具体的传导机制。业绩下滑作为一种负面的绩效反馈，将会对高管的决策行为以及公司的外部评价造成最为直接的影响，目前“穷则思变，富则思安”成为主流观点，基于“变”的两极性，本文通过研究业绩下滑与上市公司违规行为的关系及隐含的传导机制，不仅可以拓展相关理论的研究外延，而且能够为有关监管部门提供新的监管方向。因此，本文对负面绩效反馈与违规行为的相关研究存在一定程度上的理论价值和实践启示。
1.2.1理论意义
首先，文章有助于丰富业绩下滑的相关研究。纵观以往研究，学者们一方面基于积极变革观，主要研究了业绩下滑对公司创新和战略变革等正面作用；另一方面基于消极变革观，发现了在公司经营不善情境下，高管倾向于将盈余管理作为“粉饰工具”抑或将社会责任作为“战略工具”等负面现象，即“穷则思骗”假说。但鲜有研究基于中国情境下，对业绩下滑与公司违规的关系进行考察和探究。基于此，本文实证检验了业绩下滑对上市公司违规概率的正向影响，相关结论是对“穷则思变”假说的再检验，丰富了业绩下滑的后果研究，延伸了负面绩效反馈的相关研究。
其次，文章有助于对上市公司违规行为的前因研究进行拓展。目前，学者们主要基于外部制度环境、股权结构、董事制度、高管特征等公司治理维度，展开对上市公司违规行为的治理效应。业绩下滑作为一种负面的绩效反馈，在高管决策过程中施加业绩压力影响着自身的战略选择，是上市公司日常的经营情境。本文基于组织决策情境视角，探究了业绩下滑情形下上市公司的战略倾向和决策抉择，在寻求积极变革以改变现有困境的同时，公司违规的可能性是否也随之增加。相关结论丰富了对上市公司违规行为的前因研究，拓展了上市公司违规行为前因变量的研究外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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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2.1  理论基础
2.1.1绩效反馈理论
绩效反馈理论主要强调了组织经营绩效的好坏对未来决策行为的影响，即基于不同的经营状态，管理层通常会做出不同的战略选择。追根溯源，该理论主要起源于企业行为理论，企业行为理论基于有限理性假设认为，由于外部环境、决策者能力等的不确定性以及可利用资源的有限性，在实际决策过程中，决策者往往通过搜寻信息选择满意的备选方案以实现最终目标。基于诸多不确定性因素对管理层决策行为的研究主题，学者们各抒己见，研究结论莫衷一是。比如，基于心理学视角，前景理论认为决策者的主观价值函数应为S形，即在面对特定收益时，决策者往往会产生风险规避的决策倾向；而在面对确定性损失时，决策者往往会做出冒险的决策行为。与之相反的是，威胁刚性理论却认为在面对特定损失的情形下，决策者可能为了规避损失的扩大而采取保守的战略行动。基于上述分析，在决策者围绕目标所开展的决策过程中，前景理论和威胁刚性理论均是绩效反馈下决策者不同响应机制的集中体现，是对绩效反馈理论的延伸和解释。
绩效反馈理论认为，决策者通过期望绩效和实际绩效的对照来确定后续的战略抉择，当实际绩效大于期望绩效时被界定为期望顺差，而当实际绩效小于期望绩效时则被界定为期望逆差，并基于绩效顺差和绩效逆差刻画出“反馈—响应”的企业决策模型。前半部分“反馈”机制的关键点在于绩效参照点的选择，正如贺小刚等（2015）的研究指出，参照点的选取大致可以归纳为两大类：一类是以自身业绩为参考的历史期望，这是一种纵向参考点的选取，主要体现了企业的自我对照，按照企业自身的经营状态，又可细分为是以自身生存为参考依据抑或是以最优绩效为参考依据；另一类是以外部竞争者为参考的社会期望，社会比较理论认为，人们出于自我评估、自我提升的动机往往不自觉地与别人进行比较，对于一个组织亦是如此[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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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文献综述
2.2.1业绩下滑的相关研究
公司业绩一直是老生常谈的话题，同时也是公司研究领域的重点课题，考虑到现有文献对公司业绩下滑的研究差异，本部分先对业绩下滑的内涵进行解释，再通过对已有文献的梳理和整合，系统阐述有关业绩下滑的研究现状。
（1）业绩下滑的内涵
良好的经济效益是企业得以存续的基石，同时亦是企业为之努力的最终目的，尤其对于作为“领头羊”的上市公司而言，持续保持良好的公司绩效既是对广大投资者、债权人、供应商及包括员工在内的所有利益相关者的应有回报，又是维持资本市场稳定秩序、拉动国民经济增长的有效举措，因此，有关公司绩效的研究一直作为重点课题备受关注。早在几十年以前，部分学者就对公司绩效的几种测量方式进行归纳和对照，以便能够描绘出一个企业的“真实”形象[36-37]。经过一段时间的研究，谢永珍等（2013）进一步构建公司财务和非财务评估体系，试图对公司绩效的研究做更为细致考察[38]。回顾以往文献，学者们从多重视角或多个维度对公司绩效的影响因素进行系统探究，以试图揭开限制公司发展的“黑箱”。譬如：一方面包括外部董事[39]、机构投资者持股[40]、媒体报道[41]、股权结构[42] 、环境因素[43]等在内的外部监督机制；另一方面则是围绕高管特性、组织特征而展开的公司内部治理机制，如CEO权力[44-45]、组织文化[46]、高管团队结构特征[47]、董事会制度[48]等维度。
考虑到公司管理层决策并非完全理性、组织资源获取的有限性以及外部诸多不可控因素的影响，仅仅关注于公司绩效的前因研究往往具有较大的局限性。Lan（t1992）基于构建理论模型分析提出，公司行为要受到高管团队所形成的组织目标或愿望水平的影响[49]。绩效反馈理论认为，所取得业绩的好坏将会影响着公司以后的战略抉择，具体而言：当取得良好的经营绩效时，表明公司现有决策较为正确，管理层更加倾向安于现状[26]；但当经营不善时，管理层将会对现有决策进行反思，以试图通过战略调整摆脱现有困境[50]，即“穷则思变，富则思安”假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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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研究假设 ............................. 22
3.1 业绩下滑与上市公司违规行为 .............................. 22
3.2 分析师关注的调节作用.............................. 24
3.3 管理者过度自信的调节作用 ............................ 25
第4章 研究设计 .......................... 30
4.1 样本选择 ............................... 30
4.2 变量定义与测量 .................................. 30
第5章 实证分析 ................................. 35
5.1 描述性统计 ............................. 35
5.2 相关性统计 ...................................... 37
第5章  实证分析
5.1  描述性统计
表5-1的Panel A汇报了被解释变量、解释变量、中介变量、调节变量及其它相关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由表5-1汇报的统计结果可知，公司违规（CFB）的均值为0.132，中值为0.000，表明尽管大多数上市公司依法经营，但产生违规行为的上市公司约占13.2%，间接说明公司违规问题仍不容小觑，另外，这与徐鹏等（2022）的研究分析结果大致相同[154]，表明数据选取相对得当。业绩下滑（CPD）中值为1.000，均值为0.542，表明出现业绩下滑的上市公司约占54.2%，间接说明经营不善似乎已成常态，仍需要对上市公司的绩劣现象做进一步研究和刨析。公司透明度（AFB2）的最小值和最大值分别为0.005、35.870，而标准差高达5.100，说明上市公司的信息不对称程度存在较大差异。此外，分析师关注（FDZ）的标准差为10.057，由此可知，所选样本的调节变量均存在较大差异，有利于更好地探究其对业绩下滑与上市公司违规行为的调节效应。另外，公司成长性（CGP）的最小值和最大值分别为-0.685和11.413差异较大，理应作为控制变量进行约束。
在汇报总体描述性统计结果的基础上，本文又进一步对比了公司是否违规两种情境下主要变量的均值差异，具体结果见表5-1的Panel B部分。Panel B显示，公司违规情境下，业绩下滑（CPD）的均值为0.573，与未违规的上市公司相比相差0.036，且在5%水平上显著，业绩下滑增加上市公司违规可能性的假设得到初步支持。衡量公司透明度的两种指标，即AFB1和AFB2，均存在了显著性差异，并且对于未违规的上市公司而言，违规公司的透明度均较差，间接表明违规的上市公司往往存在着较多的信息披露问题，而这些问题又将方便于公司实施违规行为，容易陷入恶性的循环，因此，其自身的治理水平有待提升。衡量内部代理成本的两种指标，即LAC1和LAC2，均通过了组间差异检验，并且由结果可知，与未违规的上市公司相比，违规公司拥有较大的代理成本，即公司内部存在着较大的代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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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章  结论与启示
6.1  研究结论
本文以上市公司作为研究对象，借助绩效反馈理论、委托代理理论及前景理论等诸多研究理论，引入业绩下滑这一变量，对负面绩效反馈下上市公司的违规动机和倾向进行逻辑演绎和实证检验。另外，以外部监督机制和管理者特征为切入点，探讨了分析师关注和管理者过度自信对业绩下滑与上市公司违规行为所造成权变影响。为深入探究负面绩效反馈的作用机理，通过引入公司透明度和内部代理成本两个中介变量，揭示了公司透明度和内部代理成本是业绩下滑提高上市公司违规行为发生可能性的部分传导路径。此外，为对上市公司违规行为的负面效应进行验证，本文以股价崩盘风险作为切入点，提供了上市公司违规行为被稽查揭示后扰乱金融市场稳定的证据。
第一，业绩下滑对上市公司违规行为具有正向影响。业绩下滑作为一种负面绩效反馈，通常带给管理者过多的绩效压力，进而加大了上市公司违规的可能性。一方面，在面对外部质疑和自身损失时，管理者为缓释所面对的绩效压力，可能更倾向于产生短期逐利的决策倾向，即采取各种违规手段以确保业绩尽快扭转；另一方面，通过违规收益与违规成本的对比，基于前景理论，业绩下滑强化了管理者的风险偏好，管理者出于心理预期下的损失厌恶动因增加违规概率。此外，进一步研究发现，上市公司违规行为被稽查揭示后增加了股价崩盘风险，扰乱了正常的金融市场秩序。
第二，分析师关注对业绩下滑与公司违规行为之间的关系具有负向调节作用。分析师作为连接上市公司与投资者的信息桥梁，是资本市场监管体系中的重要一环。分析师凭借独特的信息分析能力，可以对上市公司的经营行为和信息进行专业解读，面对公司欺诈行为，分析师作为外部监督力量发挥着举足轻重的揭发作用。因此，当分析师关注水平较高时，业绩下滑对公司违规的影响将会减弱。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