业绩期望差距对制造业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思考

本文是一篇企业管理论文，本研究对业绩期望差距与制造业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关系，以及高管团队社会资本对二者关系的调节作用进行了逻辑推理，提出了研究假设，并根据研究假设进行了研究设计，通过实证检验验证了研究假设。
第1章导论
1.1研究背景与意义
1.1.1研究背景
制造业是推动实体经济稳定发展的关键引擎，关系到民生的保障与改善以及共同富裕的实现，我国正处在从制造大国转向制造强国的重要时期，数字技术与制造技术的创新融合为我国制造业企业提质增效带来新机遇[1]。2022年1月，国务院发布《“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提出要协同推进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赋能制造业企业转型升级。在产业数字化政策和数字技术环境中，实现制造业企业的数字化转型成为社会各界共同关注的现实议题。数字化转型作为数字经济时代企业战略变革的重要内容，为制造业企业强化资源禀赋优势、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提供了新思路。然而，企业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面临着转型动力不足、转型能力缺失、转型方法不当等方面的障碍[2]，尤其是缺少对转型资源的准备和对转型时机的把握，往往会使企业陷入“不敢转”的困境。探求数字化转型前因要素对于阐明这一过程中的行为逻辑，帮助企业树立和实现数字化目标有重要意义。
业绩是衡量企业经营质量的关键指标，企业的实际业绩与期望业绩间的差距会反馈到其资源配置和战略选择上[3]，对数字化转型目标的建立和路径的选择具有重要的参考作用。根据绩效反馈理论的“反馈-响应”模型，企业会通过不同的战略和决策行为来响应业绩期望差距[4]。在面对业绩期望顺差时，部分学者认为企业会“富则思安”[5]，满足于当前经营模式的成功而不愿进行转型；也有部分学者认为，企业往往存在“居安思危”或“精益求精”的理念[6]，在顺差带来的超额收益时，会把握时机推动数字化转型以赶超行业领先者。而在面对业绩期望逆差时，管理者有动机通过数字化转型提升业绩挽回损失[7]，但逆差状态下的压力同样会使管理者的认知受限，在进行转型或变革时更加谨慎[8]。对制造业企业数字化转型实践的认知不足、业绩期望差距相关理论视角及结论的不一致，为本研究进一步讨论业绩期望差距和企业数字化转型间的关系提供了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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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1.2.1研究思路
本研究按照“问题发现-问题分析-问题验证”的思路逻辑展开。首先，本研究通过对制造业企业数字化转型现实背景的分析、对业绩期望差距与企业数字化转型相关文献的回顾整理发现，数字化转型是制造业企业适应数字经济发展的重要途径，但是我国制造业企业在数字化转型进程中面临着一系列障碍，推动制造业企业的数字化转型的进一步开展就需要对其动因进行探究。学者们对业绩期望差距和企业数字化转型分别进行了丰富的研究，但并未将二者置于同一框架之中。因此本研究基于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现实背景和现有研究中的不足，提出以下研究问题：企业的业绩期望差距如何影响其数字化转型进程？其次，围绕上述问题，结合现有文献，本研究基于威胁刚性理论、资源基础理论分析了业绩期望差距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同时探讨了高管团队社会资本的调节作用，由此提出研究假设并构建了本研究的理论模型。再次，本研究参考前人对于相关变量的定义和测量方式对主要变量进行衡量，在国泰安数据库、新浪财经网站中收集整理了相关数据，并通过文本分析法对上市公司年报进行了处理，然后借助数据处理软件对变量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和稳健性检验，验证所提出的研究问题和研究假设，对检验结果进行再次分析。最后，结合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的结果得出研究结论，总结管理启示，并根据研究过程中的不足之处探讨未来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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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2.1理论基础
2.1.1威胁刚性理论
威胁刚性理论由美国组织行为学家Barry·M·Staw于1981年提出，旨在探讨处在威胁中的个人、群体、组织对先前经验和惯例存在依赖行为的问题，并分析这种现象的成因[13]。Staw将威胁视为一种环境事件对实体所产生的负面或有害后果，它是大多数危机事件背后的驱动力。在面对威胁时，个人往往会因为心理压力、焦虑等负面情绪，将注意力集中在主导线索和中心线索上，忽视外部线索，更依赖对环境的内部假设和前期的行为动机，产生僵化的反应行为，做出习惯性行为。群体和组织则会限制信息搜寻范围，弱化分歧，强化凝聚力，提高程序的正式化和标准化程度，增强对后验知识的依赖性，同时削减成本、提高效率，最大化资源价值。
威胁给个体、群体和组织带来的刚性可能会阻碍其对新环境的适应，但威胁刚性效应的不适应性是不确定的，主要取决于威胁的性质，也即环境事件的性质。当已知变量的水平和基本社会关系发生根本变化，基本的因果关系被改变，从而使先前的行为和经验不再适用时，威胁刚性效应将会出现不适应循环，但在其他因果关系稳定的环境中，依赖过去得到经验强化的理论和惯例往往是有效的。威胁刚性理论起源于心理学和社会学，Staw将其与组织行为学结合后，常被用于解释企业在面对威胁时的保守行为，并从限制信息处理、集中控制、加强资源保护等多个层面讨论了企业在面对逆境时，对既有经营模式保持依赖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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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文献综述
本部分针对业绩期望差距、数字化转型、高管团队社会资本这三个主要研究变量，在概念界定、维度划分、影响因素、作用效果以及相互关系方面对国内外相关文献进行了综述，以期准确把握相关变量的研究进展，为后续理论分析与假设推演奠定文献基础。
2.2.1业绩期望差距的相关研究
（1）业绩期望差距的概念
Cyert和March在1965年出版的《企业行为理论》一书中提出，企业并不是在信息完全对称的状态中进行决策的，企业的决策往往是基于一种半自动化的程序，这些决策程序中的核心部分就是绩效反馈[19]。业绩期望差距的概念就源自绩效反馈理论，有限理性的决策者在制定决策过程中，会根据企业当前的经营状况以及外部环境设定一个目标期望水平，即“能够令决策者满意的最小产出”，然后将企业的实际业绩与目标期望水平进行比对，从而判断企业的经营状态，并据此进行战略决策[5]。所谓的业绩期望差距就是从比较的视角对企业的业绩水平进行评价，是企业实际业绩与期望目标之间的差值[20-22]。
（2）业绩期望差距的维度划分
企业按照实际业绩与期望业绩的对比结果，将业绩期望差距划分为两种状态，当企业的实际业绩高于目标期望水平时，将二者之间的差值界定为业绩期望顺差，此时企业被认为处于“收益”状态；而当企业的实际业绩低于目标期望水平时，二者之间差值则被界定为业绩期望逆差，此时企业处于“损失”状态，在顺逆两种不同的业绩期望差距状态下，企业往往会选择不同的战略和决策方向[1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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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22
3.1 业绩期望差距对制造业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 ........................ 22
3.1.1 业绩期望逆差对制造业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 .................. 22
3.1.2 业绩期望顺差对制造业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 .................. 24 
第4章 研究设计 ....................... 31
4.1 研究样本和数据来源 ........................ 31
4.2 变量测量 ........................................ 31
第5章 实证结果分析 ............................... 36
5.1 描述性统计分析 ............................... 36
5.2 相关性分析 .................................. 37
5.3 多元回归分析 .......................... 38
第5章实证结果分析
5.1描述性统计分析
通过描述性统计，对本研究被解释变量、解释变量、调节变量的观测值、均值、标准差、最大值和最小值进行整理，初步判断样本数据的范围、分布特征及其合理性。结果如表5-1所示。

企业管理论文参考

根据表5-1对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被解释变量企业数字化转型（DIG）在样本期间内共有11927个观测值，其均值为0.0547，标准差为0.0817，极小值为0.0055，极大值为0.4692，表明我国制造业上市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平均程度并不高，并且各企业之间的差异相对较小，整体维持在较低的水平上，但从数据范围来看，既有少数企业尚未开展数字化转型，也有少数企业非常重视数字化转型，将数字化转型作为变革方向和战略重点，数字化水平很高。其次，解释变量业绩期望逆差（PAG_N）共有6085个观测值，均值为0.0375，标准差为0.0590，业绩期望顺差(PAG_P)共有5842个观测值，均值为0.0302，标准差为0.0302，制造业当中处于逆差状态和顺差状态的企业数量和年度大致相当，并且业绩波动幅度较小，经营状况较为稳定。再次，制造业上市企业的高管团队制度社会资本（Institution）和高管团队商业社会资本（Business）较高，高管团队技术社会资本（Technology）则相对较低，均值不足高管团队制度社会资本的一半，表明高管团队成员曾在政府机构任职以及同时兼任其他公司高管的现象较为普遍，部分企业高管团队全员均有政府任职经历，而高管团队成员的科研或任教经历则较少，与高校或科研机构的关联较为稀疏。控制变量当中，企业年龄、独立董事比例、高管团队规模、财务杠杆存在明显差异性，但其描述性统计特征仍处在合理区间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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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章结论与展望
6.1研究结论与管理启示
6.1.1研究结论
业绩期望差距是衡量企业经营质量的重要指标，对于企业战略选择会产生导向作用，从而影响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实施，在这一过程中，高管团队作为企业决策的制定者，其社会资本也会影响企业对经营状况的响应。本研究以威胁刚性理论、资源基础理论为基础，讨论了业绩期望差距对制造业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以及高管团队社会资本对二者关系的调节作用，并以2011年-2020年沪深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作为样本实证检验了三者之间的关系，具体研究结论如下：
（1）业绩期望差距对制造业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
①业绩期望逆差负向影响制造业企业数字化转型。相对于传统的技术引进，数字化转型对企业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不仅要求企业以稳定的资源支持数字基础设施建设，还需要企业调整组织结构以适应数字化战略，投资回报期也相对较长，投入和风险并高。因此面对业绩期望逆差所带来的威胁，企业和管理者的决策更保守，更倾向于依赖以往的惯例和经验，从而减缓数字化转型进程。
②业绩期望顺差正向影响制造业企业数字化转型。数字化转型是基于企业良好的组织氛围和资源基础所进行技术引进和组织变革，具有冗余驱动的特征，而业绩期望顺差所带来的冗余资源，在帮助企业数字化转型缓解资源约束的同时，还会产生赌资效应和自我完善的压力，促使企业寻求更高效的资源配置方式，从而为数字化转型提供契机。
（2）高管团队社会资本的调节作用
①高管团队制度社会资本弱化了业绩期望逆差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负面影响，强化了业绩期望顺差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正向影响。高管团队制度社会资本能够通过政府补贴、税收优惠等方式缓解业绩期望逆差所形成的资源约束和生存威胁，降低转型失败所产生的负面影响，因此对于业绩期望逆差阻碍企业数字化转型进程会产生弱化作用；在业绩期望顺差时，高管团队制度社会资本能拓宽信息渠道，强化企业对数字政策的理解与响应，引导企业将冗余资源向数字化方向倾斜。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