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国家设施联通水平对全球价值链参与的影响思考

本文是一篇国际贸易论文，本文从理论和实证两个层面深入阐述了“一带一路”国家设施联通水平对全球价值链参与的影响与传导机制，测算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设施联通水平和全球价值链参与的特征，并且细化分析不同类别基础设施和不同发展水平的设施联通对全球价值链参与影响的差异。
第1章 绪论
1.1  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1.1.1选题背景
2013年，中国提出建设“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国际合作倡议。近十年来，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在“资金融通、设施联通、民心相通、贸易畅通、政策沟通”五个领域与周边国家建立了密切的联系。截至2023年1月，共有32个国际组织以及151个国家同中国政府签订了合作建设“一带一路”的文件。“一带一路”倡议的宏大画卷已经铺展开来，初现轮廓，今后要精雕细琢，绘制好严谨细腻的“工笔画”，五通领域的建设就像笔墨，最直观的描绘出“一带一路”倡议的图画。五通作为“一带一路”倡议的基本合作框架，既是“一带一路”建设的工具也是目的，既是过程也是结果。其中，基础设施联通是“一带一路”倡议的关键领域和先导内容，因为基础设施建设是深化国家间合作的基础。交通设施提供跨境合作交流的动力基础，跨境海运和铁路助力沿线各国的货物交易和资源共享，促进贸易畅通；跨境航班加强沿线各国的人员往来和市场互换，促进民心相通；通信设施就像信息高速公路，拉近了沿线人民的心灵距离，也提升了资金融通的效率；能源设施联通是中国和沿线各国合作的重要领域，实现能源的合理配置。
由于近年来货物贸易成本下降和信息通信技术不断革新，并且客观上各生产单位对生产资料的占有、分配、和利用情况不同，国际生产分工链条拉长，中间品贸易规模不断扩张，各国凭借自身的资源禀赋和地理位置特性参与到全球价值链条中。“一带一路”相关国家分布在全球的东南亚、中亚、欧洲、西亚、北非、大洋洲等地区，是全球生产链条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在此背景下，研究“一带一路”国家的设施联通水平对该国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影响，对中国未来与“一带一路”国家价值链领域的合作和设施联通领域投资决策提供了数据资料支撑和有益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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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1.2.1研究内容
本文研究一共包括六个部分，分别从研究背景和意义、已有研究成果综述、设施联通水平对全球价值链参与的影响机制、设施联通水平评价指标体系、“一带一路”国家全球价值链参与特征、实证分析和政策建议等方面，深入探讨“一带一路”国家设施联通水平对全球价值链参与的影响效应。
第1章绪论。本章主要阐明论文的研究背景，阐述研究“一带一路”国家设施联通水平对全球价值链参与影响的理论与现实意义，介绍本文研究的主要内容和方法，最后论述本文研究的创新点与不足之处。
第2章文献综述。本章归纳梳理“一带一路”国家设施联通水平的评估方法、溢出效应；全球价值链参与的理论发展过程、测度方法；“一带一路”国家设施联通水平对全球价值链生产分工影响机制的相关文献，探索可能深入研究的空间，提出本文的研究主题和方向。
第3章“一带一路”国家设施联通水平对全球价值链参与的影响机制。本章在现有研究基础上，基于传统贸易理论和新新贸易理论关于国际贸易分工的决定因素的分析，从理论层面说明了“一带一路”国家设施联通水平对全球价值链参与的影响机制。一方面，基础设施联通通过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影响GVC参与。基础设施联通水平的提升能够优化要素配置改善要素禀赋，改变贸易投资格局，助力区域经济一体化并引领产业集聚，发挥技术溢出效应、学习效应、竞争效应等带动企业的创新能力、生产效率，进而从下到上，以点带面，使得整个产业结构得以优化升级。产业结构升级助力国家或地区打破现有的世界分工格局，打破参与全球价值链时“低端锁定”的困境，承担更高端的环节。另一方面，基础设施联通通过降低贸易成本影响GVC参与。基础设施联通水平的提升能够保障生产平稳运行，降低运输成本、协调成本、获取信息的成本和通关成本，从而大大减少贸易成本。基于新新贸易理论和经验常识，贸易成本是全球价值链分工决策的重要参考因素。本文将在第五章从实证的角度对上述效应进行分析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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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文献综述
2.1  “一带一路”国家设施联通水平的评估方法
由于设施联通涉及的领域较为广泛复杂，很难对“一带一路”国家的设施联通水平进行定性评估，因此近几年政府机构和国内外学者开始探索定量评估的方法。 Calderón 和 Chong构建了基础设施质量指数，包含通讯、交通、电力供应三个层面的指标，分别使用主成分分析法、不可观测成分模型、分位数指数聚合法测度了基础设施的综合数量和质量[1]。2015年，北京大学海洋研究院编制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五通指数报告》在三亚财经国际论坛发布，成为国内外首个全面系统评估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间互联互通发展状况的研究报告[2]。经过不断完善指标体系，2018年最新版报告从交通设施、通信设施、能源设施三个方面综合考察“一带一路”国家的设施联通水平，选用9个子指标（交通设施联通度、整体基础设施质量、中欧班列联通度、互联网普及率、双边通信基础设施水平、信息和通信技术水平、石油输送力、天然气输送力、电力输送力）并采用专家赋权的方法进行测算。但是最新版报告选择的指标侧重于体现与中国的联通，忽略了反映沿线国家基础设施实力与运营能力的指标。2016年，国家信息中心首次发布《“一带一路”大数据报告》，其中的国别合作度指数对71个“一带一路”国家的政策联通度、设施联通度、资金融通度、民心相通度、贸易畅通度进行测评。9个三级指标（港口联通度、铁路联通度、公路联通度、航空联通度、跨境通信设施联通、宽带普及率、移动电话普及率、跨境油气管道联通、跨境输电线路联通）评估了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在基础设施领域的合作进展和成果。2018年最新版报告显示：中国与亚洲、大洋洲等周边国家的能源和交通联通水平较高，在铁路、航空领域建设发展迅速。在设施联通度这一单项中，俄罗斯、哈萨克斯坦、越南、蒙古国、缅甸得分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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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全球价值链参与的理论基础、影响因素与水平测算
2.2.1全球价值链参与的理论基础
1985年，价值链概念由迈克尔波特在其著作《竞争优势：创造和维持绩效》中首次提出。波特把价值链定义为公司提供产品或服务而进行的基本经营活动和辅助活动。他认为价值链可分解为进口物流、运营、出口物流、营销和销售、售后服务五个基本经营活动以及采购、人力资源管理、研发、产品开发、公司基础设施建设等辅助经营活动[14]。Kogut将研究视角从单个垂直一体化的企业延伸到多区域多个企业。不同地理区域的企业由于生产分工的不同投入各类生产要素，共同完成生产，这个过程在空间上是分离的，从而形成了全球价值链[15]。Gereffi把全球商品链分为两种类型：消费者驱动型和生产者驱动型商品链，这拓展了全球产业网络组织体系的内涵和价值[16]。随后，Gereffi根据价值在空间转移、重组的特点，提出全球价值链理论，并进一步探究GVC的产生、在地区间的分布，发现其具有动态化和网络化特征[17]。他还把全球价值链划分为上游、中游和下游，对应着产品的研发设计、生产组装和售后营销等环节[18]。这种“片断化”的生产使得产品附加值在国家间分配时趋于“碎片化”[19]。
进入21世纪后，很多学者围绕外包现象和全球生产组织开展研究，提出新的观点，完善了全球价值链分工理论。Grossman和Helpman通过建立理论模型研究选择跨国外包与国内外包的影响因素，分析了跨国公司外包的区位选择问题。研究发现：企业选择跨国外包还是在国内外包不仅考虑东道国的政治环境、技术层次、资源禀赋等外生因素，也会考虑产品的市场规模、竞争情况和贸易成本等[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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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一带一路”国家设施联通水平对全球价值链参与的影响机制 .................................. 18
3.1 “一带一路”国家设施联通水平对全球价值链参与影响的产业升级效应 ................................... 18
3.2 “一带一路”国家设施联通水平对全球价值链参与影响的贸易成本降低效应 .................................... 20
第4章 “一带一路”国家设施联通水平与全球价值链参与水平的测算 ...................... 23
4.1 “一带一路”国家设施联通水平指标体系的构建与测算 .............. 23
4.1.1 “一带一路”国家设施联通水平指标体系的构建 .................... 23
4.1.2 “一带一路”国家设施联通水平测算指标的数据来源 ............ 24
第5章 “一带一路”国家设施联通水平对全球价值链参与影响的实证研究 ............................ 39
5.1 模型构建 ................................... 39
5.2 变量选取与描述统计 ..................................... 40
第5章“一带一路”国家设施联通水平对全球价值链参与影响的实证研究
5.1  模型构建
结合以往文献我们可以发现一国参与全球价值链的情况是多重因素作用的结果，应全面综合分析。本文选择“一带一路”国家设施联通水平作为核心解释变量，选择对外贸易开放度、FDI流入、制度环境、劳动力人口数量、人力资本质量作为控制变量，选择全球价值链前向参与指数、后向参与指数和地位指数作为被解释变量，经过F检验和Hausman检验，本文建立如下的模型：
????????????????????=????0+????0????????????????????????????????????????????????????????+????1????????????????????????+????2????????????????????+????3????????????????????+????4????????????????????????????+                          ????5????????????????+????????+????????????                                           (5.1) 其中，i=1,2,…,40; t=2008, 2009, …,2019 
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得性以及地理特征，本文选择中国和其余39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作为研究对象。在选择沿线国家时，主要数据来源ADB MRIO只有61个国家或地区的投入产出数据，其中澳大利亚、美国、加拿大、巴西、日本、英国、墨挪威、芬兰、丹麦、瑞士、西班牙等国不属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而部分国家（例如文莱、马尔代夫）基础设施数据缺失严重，为了保证研究结果的可靠性和足够的时间跨度，本文最终确定40个沿线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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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章 结论及对策建议
6.1  主要结论
通过本文有关“一带一路”国家设施联通水平对全球价值链参与理论机制分析、相关指标测算、实证模型检验、机制检验和稳健性检验，本文所得的主要研究结论如下：
（1）通过对“一带一路”国家设施联通水平对全球价值链参与的影响机制分析，从产业结构升级效应和贸易成本降低效应两个层面展开论述。一方面，基础设施联通通过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影响GVC参与。基础设施联通水平的提升能够优化要素配置，改善要素禀赋，改变贸易投资格局，助力区域经济一体化并引领产业集聚，发挥技术溢出效应、学习效应、竞争效应等带动企业的创新能力、生产效率，进而从下到上，以点带面，使得整个产业结构得以优化升级。产业结构升级助力国家或地区打破现有的世界分工格局，打破参与全球价值链时“低端锁定”的困境，实现向价值链高位攀升。另一方面，基础设施联通通过降低贸易成本影响GVC参与。基础设施联通水平的提升能够保障生产平稳运行、降低运输成本、协调成本、获取信息的成本和通关成本，从而大大减少贸易成本。基于新新贸易理论和经验常识，贸易成本是全球价值链分工决策的重要参考因素。
（2）通过构建评估“一带一路”国家设施联通水平的指标体系，并运用熵值法测算40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2008年至2019年的设施联通水平得分发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整体设施联通水平显著上升，其中交通和通信设施联通水平平稳上升，而能源设施联通水平基本不变；那些最先与中国签署“一带一路”合作协议和开通中欧班列的国家普遍有较高的设施联通水平；中国的设施联通水平始终高于平均水平且增速也高于平均增长率，当前已经处于世界前列。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