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与南亚农产品贸易影响因素探讨

本文是一篇国际贸易论文，本文梳理了2009—2021年中国与南亚的农产品进出口贸易现状，运用MS、RCA、TC指数对双方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进行评价，并基于CMS模型在贸易总体、产品大类和国别层次上对中国与南亚的农产品进出口贸易波动额进行分解，在出口贸易研究中借鉴更新颖的分解方法，将具体竞争力效应进一步拆解为国别竞争力效应和商品竞争力效应。
第一章 绪论
1.1 农产品概念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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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具体的研究对象，是研究顺利开展的重要前提。由于在国际贸易中农产品的统计口径存在差异，得到的数据会存在差异，因此在开展研究之前，首先明确本文中“农产品”的范围。
对于农产品的范围，国际上目前还没有完全统一的标准。中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法》将农产品定义为“来源于种植业、林业、畜牧业和渔业等的初级产品，即在农业活动中获得的植物、动物、微生物及其产品。”但是，对于初级产品的定义，此处并没有具体的规定。经过剥皮、去壳、分拣等初加工的农产品是否属于农产品，是存在疑问的。当前更多国内文献认为经过初加工的农产品是属于农产品范畴的。另外，对于农产品是否包括不可食用的产品，不同文献的定义也存在差距，但是更多文献倾向于认为农产品也包含不可食用部分，如棉花、蚕丝等纺织材料[1]。对于农产品分类，国际上曾经有过多种界定方式，建立在不同商品目录的基础上。
现今国际上较为常用的商品目录有：
（1）《国际贸易标准分类》（SITC）。该分类基础偏向于生产口径，由联合国统计委员会1950年发布，最近一次修改是在2006年。SITC将商品分为10大类、63章、223组、786个分组和1924个项目。SITC目录现在仍然由众多国家政府与机构使用，其涵盖的时间范围相对较长。
（2）《海事合作理事会税则商品分类目录》（CCCN）。该编码由海关合作理事会 （后改为世界海关组织）1950年制定，1953年公布生效。该公约最初被称为“布鲁塞尔税则目录”，于1975年正式改名为《海事合作理事会税则商品分类目录》。1985—1991年中国海关进出口税则采用了该商品分类目录。
（3）《商品名称及编码协调制度》（HS）。《商品名称及编码协调制度》由海关合作理事会编撰，于1988年1月1日正式生效。HS编码共分为21类、97章、1241个四位数品目和众多六位数子目，将CCCN和SITC有效融合，目前已被200多个国家、地区或经济联盟采用，涵盖全球98%以上的贸易量，是国际贸易的“标准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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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研究背景及研究目的、意义
1.2.1 研究背景
中国是农业和人口大国，农产品的进出口贸易与中国的外贸发展息息相关，在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中起了重要作用。随着中国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及资源、成本、技术和环境的制约，中国的农业生产已经不能完全满足国内消费者的需求，国际贸易成为中国居民农产品消费的重要补充。2022年，中国农产品进口2360.6亿美元，同比增长7.4%；出口982.6亿美元，同比增长16.5%；贸易逆差1378亿美元，同比增长1.72%[3]。虽然中国在积极扩大农业生产，但由于人口基数大、人均耕地面积少，中国可能会长期占据世界第一大农产品逆差国的位置。面对中国农产品贸易市场集中度高、缺乏定价权的现状，中国需要积极推进战略性农业合作、改善贸易环境、拓展贸易渠道，推进市场的多元化。2021年11月国务院商务部发布的《“十四五”对外贸易高质量发展规划》中提及对于货物贸易要“加强细分市场研究，继续深化与发达经济体贸易合作，积极拓展与亚洲、拉美、非洲等新兴市场贸易”，提出了“粮食、能源资源、关键技术和零部件进口更加多元”的目标。
南亚有大量农业资源，与中国有加强农业合作的需求和基础。南亚8国有超过18亿的人口、优越的地理位置、丰富的耕地资源与温暖湿润的自然环境，其中的印度、尼泊尔、巴基斯坦、不丹等与中国接壤。印度是农业大国，耕地面积位于世界第二位，居于亚洲榜首；同时，印度是世界第二大大米和小麦生产国，第四大粗粮生产国，也是全世界牛存栏总量最高、水牛肉产量最多的国家，牛肉产品具有很大出口潜力。巴基斯坦靠着丰富的水果资源享有“东方水果篮”的盛名，棉花出口一度成为其外汇的主要来源，畜牧业也是其重要的产业。农业是孟加拉国的支柱产业，孟加拉国约有70%左右的人口依靠农业为生。斯里兰卡的茶叶、橡胶、渔业和椰子是斯里兰卡国民经济收入的重要来源。2006年中国先后与印度、阿富汗、巴基斯坦签署了《中印农业合作谅解备忘录》（3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和阿富汗伊斯兰共和国睦邻友好合作条约》（6月）、《中巴自由贸易协定》（11月）。2013年中国与巴基斯坦签订了《关于开展中巴经济走廊远景规划合作的谅解备忘录》与《边境口岸及其管理制度的协定》。2017年5月，中国农业部联合商务部、外交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共同发表《共同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农业合作的愿景与行动》，为深化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农业合作及推进农产品贸易发展提供了顶层设计和行动纲领，提出“深化中巴、孟中印缅等6大经济走廊的农业贸易投资合作”，构筑“新型农业国际合作关系”。2017年12月，中国与马尔代夫签署了自由贸易协定。随着一系列农业合作协议的签订和农产品贸易政策的调整，中国与南亚的双边农业合作领域不断拓宽，农产品贸易迅速发展。2020年底，中国近30年来首次向印度进口10万吨大米，这无疑是中国推进粮食进口多元化的举措之一。中国从印度进口辣椒、茴香、糖等大量农产品。2022年，中国对印度的棉花出口在对全球各国的出口中居于第三，中国对印度进口大米、谷物和豆饼、豆粕的贸易额在对全球各国的进口中居于首位，进口糖的贸易额居于第三。根据UN comtrade的贸易数据，2009—2021年，中国与南亚8国的农产品贸易进出口总额从20.38亿美元增加至70.16亿美元，年均增长率达到10.85%，高于中国对外农产品进出口贸易总额的年均增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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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理论基础及国内外研究现状
2.1 理论基础
2.1.1 古典贸易理论
古典贸易理论包括绝对优势理论和比较优势理论，后两者的创建者分别为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绝对优势理论与比较优势理论的前提是很接近的：（1）世界上只有两个国家，两种产品，一种投入要素；（2）投入的边际产量是固定的，生产的规模报酬不变。（3）外贸中没有运输成本和其他交易费用，进出口贸易值相同且贸易平衡。（4）劳动是唯一生产要素，在一国内可以自由流动，但国际间不能自由流动。（5）市场是自由竞争的。但与绝对优势理论相比，比较优势理论还多了一条前提：两国在不同产品上的生产技术不同，因此存在劳动生产率上的相对差异。
绝对优势理论，也叫绝对成本理论。亚当·斯密在1776年出版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简称《国富论》）中认为，如果一国某种商品的绝对生产成本低于他国，那该国生产这种商品的产业就是具有绝对优势（Absolute Advantage）的产业，相反，就是不具备绝对优势或者处于绝对劣势的产业。各国按照绝对成本差异进行国际分工，专门生产本国具有绝对优势的产品去进行国际贸易，会使各国的资源、劳动力和资本得到最有效的利用，能大大提高劳动生产率，增加各国的物质福利。绝对优势有劳动生产率和生产成本两种衡量方法，劳动生产率用单位要素投入的产出率衡量，生产成本则用生产一单位产品所需的要素投入数量来衡量。绝对优势分为两类：一类是先天自然优势，如地理位置、气候条件、土壤、矿藏的优势，这类巨大的自然优势导致其他国家只能向具有这种优势的国家购买富含相应自然资源的商品；另一类是后天获得性优势，与经济发展水平和国内分工程度的差异有关，如工人的劳动技巧和熟练程度。这反映出亚当·斯密提出的绝对优势是动态化的。他认为国际分工是国际贸易产生的基础，而国际贸易拓宽了贸易市场，大大促进了分工的深化，是实现国际分工利益的有效途径。绝对优势理论从生产领域阐述了国际贸易产生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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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国内外研究现状
2.2.1 中国与南亚国家农产品贸易的研究
现有文献中关于中国与南亚农产品贸易形式的研究较为丰富。余妙志等（2016）[4]认为除印度外，南亚其他经济体与中国农产品贸易的相互依存度在逐年攀升，尤其是进口结合度；中国的农产品贸易与南亚相比总体上处于比较劣势，竞争性较强而互补性水平整体较低。郑国富（2018）[11]同样得出了中国与南亚农产品互补性较低的结论，并从贸易总量、国别分布、产品结构等角度梳理了中国与南亚农产品贸易的特征，认为中国与南亚农产品贸易市场集中度高、产品种类集中。高萧消（2018）[5]、别诗杰（2019）[6]、李林蔚（2022）[7]研究了中国与南亚国家农产品产业内贸易现状，得出的结论都是中国与南亚产业内贸易水平较低，以产业间贸易为主，且别诗杰（2019）[6]认为中国进口与南亚农产品出口贸易的互补性较强，而中国出口与南亚农产品进口的互补性较弱。关于产业内贸易水平影响因素的研究中，耿仲钟等（2016）[8]认为人均收入水平差异对中国与南亚农产品产业内贸易水平有显著的正向作用，而贸易不平衡对产业内贸易水平有显著的负向作用。具体到不同农产品的贸易中时，学者们的研究结论稍有差异。付明辉（2016）[9]认为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南亚的大宗农产品、园艺产品和水产品具有比较优势。何敏（2016）[10]根据2014年数据认为，南亚地区在肉类、鱼类、蔬菜水果、糖类、咖啡等商品上具有比较优势，且与中国是相互补的。谢逢洁（2021）[12]从产品分类的角度得到：中国应当大力发展与尼泊尔的第一和第四类农产品的贸易关系；中国在第二类农产品贸易中与印度、巴基斯坦、斯里兰卡存在贸易竞争关系，在第三类农产品贸易中与斯里兰卡存在贸易竞争关系。李林蔚（2022）[7]认为“一带一路”倡议对中国与南亚地区农产品贸易的促进作用并不显著，与南亚地区农产品贸易结构互补性体现在非食用原料类。
现有对中国与南亚农产品贸易影响因素的研究主要建立在贸易引力模型的基础上，多数研究集中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而对南亚地区有所涉及。贸易影响因素方面，赵金鑫等（2019）[13]认为南亚国家加入SAFTA限制了中国对其农产品出口效率。王敏等（2021）[14]研究“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的农产品贸易便利化程度时，涉及巴基斯坦、孟加拉国、斯里兰卡和印度四国，得到的结论是印度的贸易便利化程度虽然并不高，但是已经超过了其他三国。王七苟（2020）[15]在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农产品贸易效率进行研究后认为中国与印度的贸易潜力较大；中国与不丹的贸易效率指数较低，但贸易效率指数增长迅速；与马尔代夫的贸易效率指数增长较快，与尼泊尔、斯里兰卡的贸易效率指数增长较慢。李金锴（2020）[16]运用随机前沿引力模型研究中国对“一带一路”国家的农产品出口贸易，认为相比于东南亚、东欧等地区，南亚的农产品贸易潜力巨大，中国应注重与南亚国家进一步拓宽农产品贸易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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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中国与南亚农产品贸易现状 ............................... 25
3.1 中国与南亚农产品贸易现状 ............................ 25
3.1.1 农产品进出口贸易规模 ....................... 25
3.1.2 农产品贸易在全球农产品贸易中的占比 ................... 26 
第四章 基于CMS模型的中国与南亚农产品贸易影响因素研究 ...................... 33
4.1 CMS模型的基础设定 ................................... 33
4.1.1 CMS模型的基本形式 .......................... 33
4.1.2 CMS模型的扩展形式 ...................... 34 
第五章 研究结论与相关建议 ....................... 64
5.1 研究结论 ............................. 64
5.2 相关建议 ................................ 65 
第四章 基于CMS模型的中国与南亚农产品贸易影响因素研究
4.1 CMS模型的基础设定
CMS（Constant Market Share）模型即恒定市场份额模型，是分析出口增长成因与竞争力变化的常用方法之一。CMS模型由Tyszynski（1951）首次提出，后经Jepma(1981)和Milana(1988)等人进行了修正与完善，从一阶分解扩展到二阶分解。CMS模型虽然在问世初期在理论和实证方面不断受到批评，但在学者们后续的研究中被频繁地使用和完善。CMS模型受欢迎的主要原因是其适用性广且操作简便（Milana，1988），虽然它不能替代回归分析，但是可以推得进出口贸易的市场分布、商品结构的合理性和竞争力的变动趋势，找出影响贸易发展的原因，由此提出相应的建议。
4.1.1 CMS模型的基本形式
Tyszynski对CMS模型的最初设定如下：
假设有两个国家，A国和B国。A国对B国进行某种商品 的出口贸易（此处只讨论某一种商品）。在第0期，A国对B国出口商品 的贸易额为 (0)，在第 期，A国对B国出口商品 的贸易额为 ( )。假如从第0期到第 期，B国的市场整体的进口规模扩大了，增长率为 。但是A国对B国出口的商品 在B国市场所占的份额保持恒定，这种情况下，B国市场规模的扩大就会导致A国对其出口的增长，这是B国的进口需求规模的变化导致的进口需求效应。但是，实际情况下，从0期到 期，A国对B国的出口增长很可能并不等于与市场规模同比例的增长  (0)，而是会产生一个余项，即 ( )− (0)−  (0)。也就是，A国对B国的出口增长并不只是因为B国需求规模的扩大。

国际贸易论文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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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研究结论与相关建议
5.1 研究结论
本文梳理了中国与南亚的农产品贸易现状，并基于CMS模型对2009—2021年中国对南亚的农产品进出口贸易进行了分阶段与逐年的分析，得出以下结论：
（1）考察期内，中国对南亚的农产品进出口贸易在波动中增长，年均进口增速高于出口增速，贸易逆差在波动中扩大；中国对南亚农产品的出口商品结构趋于集中，进口商品结构趋于分散。中国农产品的国际市场占有率整体高于南亚。产品分类比较后可见，中国与南亚相比国际竞争力相对较强的是第四类农产品，而第三和第五类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相对较弱。
（2）中国对南亚的农产品进口增长主要取决于中国进口市场的需求变化。具体到2009—2013、2013—2016、2016—2018年和2018—2021年四个阶段，一阶分解下进口需求效应都是中国对南亚农产品进口增长的主导因素，在2013—2016年贡献为负，在其他阶段贡献为正。二阶分解下，2009—2013年整体需求效应居于主导地位，只有动态结构效应贡献率为负，其他五种因素都带动了进口增长；2013—2016年和2016—2018年两阶段的主导因素都是综合竞争力效应，2018—2021年的主导因素为整体需求效应。2013—2016年整体需求效应、商品结构效应和综合竞争力效应的贡献率都为负，说明在中国市场需求萎缩的情况下，南亚农产品的产品结构与中国的需求并不匹配，信息交流不足，对出口商品结构的调整不够及时；且南亚农产品的整体竞争力不足，虽然部分特定农产品的竞争力较强，但是中国对南亚的农产品进口在中国对全球农产品进口中占据的比重有所下滑。2016—2018年和2018—2021年两个阶段，只有商品竞争力效应的贡献为负，其他五种因素贡献为正，说明南亚部分特定农产品的竞争力有待提升。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