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贸易对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地位的影响分析

本文是一篇国际贸易论文，本文选取了中国2013-2018间28个省市的面板数据进行总体以及分区域实证分析，探究数字贸易发展对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地位的影响。
绪论
0.1研究背景及意义
0.1.1研究背景
0.1.1.1数字贸易
进入二十一世纪后，伴随着互联网产业化与工业智能化的深入发展，“数字”一词的相关概念逐渐浮现在群众的视野中，其中作为代表的数字经济已经全方位的渗透到人们的日常工作生活中。自2018年之后，中国数字经济的总体规模就超过了三十万亿元，到2020年总规模已经达到了39.2万亿元，同比增长9.5%，数字经济占GDP的比重高达38.7%。①尤其是在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之后，在实体经济受到极大冲击的基础上，不受地域、空间限制的数字经济得到了更进一步的发展。其中，作为数字经济衍生品的数字贸易则是得到了更为迅速的发展。据相关部门估计，到2030年，若是数字贸易能得到充分利用，中国数字出口价值将增长207%，有望达到人民币5万亿元。随着全球化进程的进一步加深和数字技术的深入发展，数字贸易已经逐渐成为引领未来国家发展的重要引擎，在对国际地位的影响上占据着举足轻重的位置。
我国目前在发展数字贸易方面占据较大优势。首先在体量方面，作为数字贸易主体的跨境电商于2021年底出口达到了1.44万亿元，同比增长24.5%，预计到2025年交易额将达2.5万亿元。跨境电商交易方式主要分为三个方面，分别是企业对消费者（B2C）、企业对企业（B2B）和商务平台（C2C）模式，其中占据跨境电商交易规模70%以上的B2B模式当之无愧成为了电商贸易的主力军。2019年中国跨境B2B电商规模达3.7万亿元，在中国跨境电商规模中占比为74.1%。②根据GrandView Research③数据显示，在2020-2027年期间，全球B2B电子商务交易额复合增速可达17.5%，未来的主体地位优势仍将不断加强。其次在经济基础方面，我国拥有世界上最健全的工业体系，制造业增加值已经连续十一年位居世界首位，自2012年到2020年，已从16.98万亿元增长到26.6万亿元，占全球比重由22.5%提高到近30%。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也在加速攀升，到2020年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已达7.8%，④对数字贸易的稳定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物质准备和坚实的经济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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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文献综述
0.2.1数字贸易概念界定
在信息化、智能化迅速发展的时代背景下，作为打破传统贸易限制的新型贸易方式，数字贸易应运而生。最早数字贸易概念的提出可以追溯到二十一世纪初期对数字经济范围的界定，Mesenbourg(2001)将数字经济分成电子商务中的交易产品、数字化组织与商务网络以及数字化软硬件基础设施，第一个类别中则包含着数字贸易的雏形。随后Weber(2010)在此基础上又提出，一般意义上，数字贸易是指产品或服务通过互联网等电子化手段进行传输的商业活动，其核心是数字服务或产品的内容。但国内外最早关于数字贸易的概念是熊励等（2011）提出的论点，即在互联网和数字交换技术逐渐成熟的前提下，为供求双方提供买卖所需的电子信息来实现数字化讯息为贸易标的的商业模式。而最为正式以及受众范围最广的则是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USITC,2013)提出的数字贸易是植根于互联网及互联网技术的国内商业活动和国际贸易活动。其中，互联网和互联网技术在服务、组织协调、生产以及传递产品方面扮演着重要的作用。但以上对数字贸易相关概念的论述都局限于互联网技术以及电子商务的跨境交易方面，主要标的物是针对于数字产品及服务，忽略了与实际最为贴合的实物产品和包括数字特征的实物产品，因此以上的论述称之为狭义的数字贸易。
因此学术界在发现这一相对片面的界定之后，将实体货物与数字产品和服务贸易一起纳入了对数字贸易概念的论述中。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USITC,2014)在《美国与全球经济中的数字贸易Ⅱ》中便修订了“数字贸易”这一概念，在互联网和互联网技术与国内商务和国际贸易活动的基础上，新增了订购、生产以及递送产品和服务的相关内容，这一阐述也得到了众多学者的支持，例如Lopez(2018)等。随着跨境电子商务在中国的蓬勃发展，阿里巴巴、腾讯等各大互联网公司逐渐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引擎，业界对数字贸易的概念形成了更具中国特色的见解，例如马述忠等(2018)认为数字贸易是以现代数字化网络为介质，通过熟练使用信息通信技术实现传统实体货物、数字化产品、服务、信息与知识的高效交换，进而推动互联网从消费型向产业型的转变并最终实现制造业数字化的新式贸易活动，是传统贸易在互联网时代的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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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数字贸易和全球价值链的发展现状分析
1.1中国数字贸易发展现状及趋势分析
1.1.1中国数字贸易整体快速发展
伴随着中国数字经济向好发展的稳定态势，数字贸易作为数字经济国际化的的新业态，中国数字贸易的发展也迎来了新浪潮，传统贸易的数字化转型已成为大势所趋。
1.1.1.1相关政策逐渐优化完善
自互联网时代以来，全球数字化、智能化、信息化飞速发展，中国政府也逐渐将目光转向了数字化转型上，对数字贸易的发展予以高度重视。国务院于2019年发布的《关于推进贸易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指出,要保证服务贸易改革和开放持续深入推进，继续加快数字贸易稳定发展。2020年又发布《关于推进对外贸易创新发展的实施意见》，提出促进贸易数字化高度发展，要充分发挥各地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带头作用和自由贸易港制度的创新作用以及优秀跨境电商的示范作用，促使贸易便利化水平不断提升。地方政府也紧随党中央领导，例如北京率先推动跨境数据流动试点，积极打造“贸易数字化示范区”；上海提出打造“数字贸易国际枢纽港”，使贸易数字化发展和城市数字化转型相结合；浙江设立了全国首个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推动数字化改革全面展开，预计2025年数字贸易进出口总额可达1万亿元。今年党的二十大报告也指出，中国要不断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机制，深入发展数字贸易，逐步建设起数字贸易强国。
1.1.1.2数字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显著提高
数字服务贸易作为数字贸易的两大具体业态之一，是拉动数字贸易发展的关键所在。如图1-1所示，我国近十五年数字交付服务进出口贸易总额总体呈快速上升趋势，由2005年的488.6亿美元上升至2021年的3596.9亿美元，增加约6.4倍。贸易差额也由一开始的贸易逆差转至贸易顺差，并且差额逐渐增大。因此从总体上看，我国数字服务贸易发展呈现出进出口总额规模大、增长快且顺差趋势明显的特征。细分数字服务结构特征来看，数字服务贸易包括六大类，分别为ICT服务、知识产权服务、金融服务、其他商业服务、保险服务以及个人文娱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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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影响数字贸易发展的驱动因素
1.2.1支持性要素资源的供给量
数字贸易领域的支持性要素可以分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科研技术投入、人才培养、企业创新力度等多个方面。具体来说，“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的趋于完善是促进数字贸易发展的核心。新型基础设施的系统性与协调性，对数字贸易产生直接经济效益有巨大的推动作用。数字贸易的快速发展离不开5G技术、人工智能、物联网、云计算等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的建设，因此促进以上新兴技术的市场化应用，可以极大夯实数字贸易发展的软件基础。
数字科研技术投入与人才培养相辅相成，密不可分。加大数字领域的科研投入，有利于促进核心技术的研发、关键设备的研制及网络基础设施的建设，同时也可以提高人才引进的吸引力，从而加快引入国内外高素质精英人才。高端人才的培养与引进既可以提升国民数字化技能水平与数字化思维，也可以高度衔接科研院所与数字技术领域，从而形成跨界联合培养模式。二者相互促进，相得益彰，是发展数字贸易的关键支柱。
各大企业及中小企业的创新力度组成了数字化整体的发展情况。创新数字贸易产业的投融资机制、创新数字贸易的商业模式存在与创新数字贸易平台发展生态是企业数字贸易蓬勃发展的关键创新点。作为引导数字贸易发展的龙头军，跨境电商供应链条更长，直播形式的新型揽客方式已成为跨境电商标配，因其具备高转化率和高销售率，已逐渐成为跨境电商平台的新增长引擎，助推着数字贸易时代的发展壮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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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数字贸易对中国全球价值链地位影响的实证分析.........................30
3.1研究假设的提出.......................30
3.2模型设定与变量说明..........................30
4结论与政策建议.................................40
4.1结论.................................40
4.2政策建议...............................40
3数字贸易对中国全球价值链地位影响的实证分析
3.1研究假设的提出
根据上文所论述的数字贸易对全球价值链地位影响的机制分析，可以初步得出，数字贸易可以提升生产技术及创新水平，进而增加产品贸易的附加值，即人力资本、物质资本、创新力和金融信贷水平均有所上升(容金霞，2016)，进而提升出口技术复杂度以及出口国内增加值率，使得该地区在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上有所提升。细分行业来说，对于服务业，数字化投入显著提升了整体服务业的全球价值链地位，尤其在生产性服务业领域，其作用更为明显(雷蕾娟，2022)。对于制造业，数字化投入通过提高企业创新力、生产率和出口产品质量对制造业的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进行提升(张晴，2020)。在此基础上提出假说：
H1：数字贸易对我国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提升会产生促进作用的影响
由于我国省市间地理区位的差异，东部地区沿海省市多，海岸线绵长，有着中国绝大多数贸易港口，加上经济发展水平一直居于区域发展首位，基础设施完善，因此无论是陆运还是海运，无论是传统贸易还是新型贸易，都是带动我国外贸向好发展的中流砥柱。伴随着数字化、智能化的发展，东部外贸大省也随之展现出了新气象。具有“世界超市’之称的浙江省义乌市积极完善海外站点网络体系，创办数字贸易枢纽，支撑着数字贸易持续向好发展。广东省也积极推进数字化改革，使外贸平台更加精准的匹配供需。例如平台根据海外仓库出口流水打造众跨协同的应用场景，实现跨流程服务；同时依据海外仓库坐标以及相对应的仓储面积，形成热力坐标图，帮助广大市场主体掌握海外仓库分布情况。而中西部地区由于区位优势较不明显以及经济发展水平较为低下，因此对中国贸易的发展助力相对较差。因此提出假说：
H2：东部地区的数字贸易发展更能带动中国全球价值链地位的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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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结论与政策建议
4.1结论
近年来，由于受到全球蔓延的疫情影响，全球价值链的安全性与连贯性受到巨大冲击，传统的全球价值链逐渐开始向区域化、数字化方向转型，而数字贸易由于受疫情影响较小，在疫情期间仍能较大保持自由性与灵活性，因此是全球贸易增长的新引擎，也是使得全球价值链免遭断裂、维持全球价值链稳定的新型贸易方式。在此基础上，本文选取了中国2013-2018间28个省市的面板数据进行总体以及分区域实证分析，探究数字贸易发展对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地位的影响，主要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就中国整体来看，数字贸易的发展会带动整体技术水平的上升，使得出口产品的附加值得到提升，进而提高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分工地位，可以有效改善中国目前所面临的“低端锁定”的困局局面，因此数字贸易的发展水平对中国全球价值链的攀升有正向影响作用。
第二，从我国东部地区来看，由于东部区域经济发展水平高，技术优势集聚度高，因此与整体省市研究结果类似，东部地区数字贸易水平对中国的全球价值链地位具有显著促进作用。
第三，从我国中西部地区来看，可能由于数字贸易发展后期会面临“数字霸权”“数字垄断”等困境，又由于技术发展水平不到位，经济实力不足，处理困境的经验有限，因此中西部地区省市数字贸易水平对中国全球价值链地位产生倒“U”型影响，即数字贸易发展初期会促进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攀升，但数字贸易水平到达一定阈值后，便会对全球价值链地位产生负向作用。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