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输入型通货膨胀的风险识别与防控思考

本文是一篇国际金融论文，本文对输入型通货膨胀和量化宽松的概念做了界定，并对输入型通货膨胀的相关理论、传导途径和VECM模型方法进行了系统梳理。
第1章绪论
1.1研究背景及研究意义
1.1.1研究背景
量化宽松一词最早由日本央行提出，2001—2006年，日本为应对国内经济持续衰退，以极低的利率持续购大买量国债，向银行体系注入大量流动性，迫使银行低利率放贷以增加整个社会的货币供给，缓解通货紧缩，重振经济信心。很多学者认为，正是由于日本采取了量化宽松这种主动增加货币供给的举措，才使日本经济在2006年得以回到正轨。从此量化宽松也作为各国央行抵御经济危机、帮助经济恢复的非常规货币政策手段。
随着我国参与全球化程度不断加深，在美元为主的交易体制下，一旦出现国际性的通货膨胀，这种商品价格上涨的效应会传递到国内，形成输入型的通货膨胀。纵观我国几次大型通货膨胀，大多与美元量化宽松相关。首先，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美联储10次降低利率，经济仍然没有好转，演化成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为了振兴经济，美联储首次推出了量化宽松政策，我国出台了4万亿的财政刺激方案，这一方案对世界经济的复苏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同时也为我国今后的发展埋下了巨大的隐患。在后危机时代，我国出现了产能过剩、房地产泡沫以及其他一些严重的经济问题，都与这一方案相关。其次，2010年，希腊发生主权债务危机，造成了世界经济动荡，股票市场受到重创。当年美联储再次启动了6000亿美元的量化宽松，由于没有进行风险对冲，资产负债表扩大了5000亿，同时失业率触底。中国作为第一债权国，这一次量化宽松使得中国外汇储备缩水了546亿，美国债券持有量缩水了270亿。再次，2012年9月，由于世界主要经济体美日欧全部处于衰退期，再加上前两次量化宽松导致的低失业率，为挽救经济，降低失业率，美国在国际和国内压力下推出了第三轮量化宽松，这一轮量化宽松对我国的影响较小。最后，受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全球经济增长迟缓，再加上美国消极防疫，导致美国实体企业和居民资金流动性极差，因此推出了第四次量化宽松，并将额度调整为无上限，这一次对所有用美元结算的国家都是一次重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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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国内外研究现状
1.2.1输入型通货膨胀风险识别
1.国外关于输入型通货膨胀传导机制的研究综述
输入型通货膨胀是HG.Johnson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提出的一种通胀概念。其基本观点是，全球货币总量的过度增长在本质上是造成全球性通胀的原因，而各国之间的贸易、投资等行为则是通胀扩散的主要途径。但是，如果一国在国际收支项目中出现了顺差，那么必然会引起这个国家的外汇储备的增长，从而造成了这个国家的货币发行量的被动增加，最后会给这个国家带来输入型通胀[1]。因为在国际贸易和大宗商品交易中，主要用美元进行支付，因此，在发达国家中，关于输入型通胀的文献很少。De Grauwe Paul（2021）认为在工业化国家，人们担心通货膨胀会持续飙升的这种恐慌在美国可能有意义，但在欧元区却没有道理。通过量化宽松政策大量注入流动性导致的货币过剩可能导致欧元区的通胀，也经不起审查，他认为未来当利率再次上升时，欧洲央行可能会将其全部利润转移到银行系统，并提出了避免这种不可接受结果的方法[2]。Agudze Komla和Ibhagui Oyakhilome（2021）调查了通货膨胀对74个工业化和发展中经济体国外直接投资的影响。与以往的研究相反，结果表明通货膨胀与外国直接投资之间的联系是非线性的，并且有证据表明，通货膨胀在工业化国家和发展中经济体中都有门槛效应。具体而言，发展中国家的通胀门槛比工业化经济体高五倍左右。通货膨胀对外国直接投资的影响甚至在超过其门槛之前也是负面的。他们还认为文献中记载的通货膨胀与外国直接投资之间长期混合关系的证据，可以解释为以前被忽视的门槛效应的存在[3]。
关于输入型通货膨胀的传导途径，Finn（2000）通过调查，发现由于石油价格的上涨导致了能源性投资的改变，从而导致了一系列如产量减少、劳动边际产出减少以及通货膨胀的现象[4]。Abbas Syed Kanwar和Lan Hao（2020）调查了各种农业和能源商品价格在不同经济制度中的传递情况。首次证明，商品价格在不同时期都会传递给通货膨胀，且在商品市场停留的时间较小。与其他商品相比，粮食和能源商品的短期和长期传递都较高。能源商品尤其能够推动发达经济体、新兴经济体和欧洲联盟国家的通货膨胀进程，这也凸显出实施最佳货币政策的重要性[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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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相关概念界定和理论基础
2.1输入型通货膨胀的相关概念
2.1.1输入型通货膨胀的内涵
1.输入型通货膨胀
货币主义学派的代表人物HG.Johnson在于1972年发表的《国际收支中的网络主义理论研究方法》一文中提出了输入型通货膨胀概念，并指出国际通胀本质上是一种货币现象，其成因在于当国内信贷保持恒定时，国际收支顺差所导致的国际储备增多，将会使国内名义货币供给增大，进而引起国内通胀，这种由国际收支顺差造成的通胀即为输入型通货膨胀。Phillip.Cagan（1980）认为输入性通胀至少具有两个基本特征：一是由于外部环境的变化，导致了国内价格的上升；二是国家的经济政策不能在短时间内有效地缓解价格上升的势头[52]。黄达（1990）对输入型通胀的界定是：当一个国家的外部经济因素向一个国家传递时，引起的总体价格水平的上升，并且输入型通胀仅在一个开放的经济体中出现[53]。当代学者多从输入型通货膨胀的传导途径和产生原因方面进行描述。相对统一的观点是认为将输入型通货膨胀是指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国外因素通过国际活动传导至国内，从而引起该国物价普遍、持续上涨的现象。
输入型通货膨胀在传统的贸易、投资甚至数字技术的加持下不断复杂化，学术界也不断加强研究，但目前对于概念并没有统一的界定，在目前研究基础上，本文认为输入型通货膨胀是指由于国家开放程度较高，一国经济因素波动，通过贸易、投资等途径传递到一国国内，使一国物价总水平上涨、汇率发生波动、外汇储备资产缩水，被动地形成通货膨胀。且通胀程度受该国在世界经济体中所占比重、政策调整灵活度和该国与国际市场价格差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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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输入型通货膨胀的相关理论
2.2.1输入型通货膨胀理论
对于输入型通胀，它的含义可以这样理解：在开放的经济环境下，由于国际贸易货物的价格的上升以及国际资本的涌入，造成了进口货物的成本的上升、费用的增加以及国内货币投放量的被迫增加，从而引起了国内的物价的上升，进而引起通货膨胀。就其实质来说，输入性通胀的根本原因是某一经济发展时期内的经济结构不平衡，而这一问题的直接成因是国际货物价格的不断上升，以及大量的国际资本的涌入。从一定意义上说，输入性通胀是一种通胀在国与国之间的传播。从输入性通胀的直接原因来看，原料价格的变化、外国货币供给的增加、币值的改变、贸易盈余的改变等因素都会引起国际收支的改变，影响到世界上的货币和财富的流动和分布，国家在进口货物、服务和资本的时候，就必须接受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的输入。
2.2.2“债务－通货紧缩”理论
在经济发展时期，为了获得最大的投资回报率，公司需要扩大投资，这就会引起负债的上升；相反，在经济衰退时期，公司为了偿还债务，就会出售产品，这就会引起商品供给的上升，这就会引起通货膨胀。Fisher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于1933年首次提出了“负债—通缩”的观点。他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公司的利润会下降，失业会上升，甚至会倒闭。在金融危机的影响下，居民的储蓄水平势必会提高，进而导致货币周转率的下降。这一现象直接影响到了社会的货币流通，并造成了负债较多的公司变卖了更多的资产，而这些资产的贬值速率也较高，使得公司的债务负担日益加重。这个怪圈有一个周期，直到价格上涨为止[54]。量化宽松将会加速市场的周转率，从而对通胀产生一定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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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中国输入型通货膨胀风险的主动性防范...........................26
3.1宏观调控政策侧重灵活性............................26
3.1.1灵活的货币调控政策.....................26
3.1.2资本项目未完全开放..................28
第4章中国输入型通货膨胀的风险识别..............................32
4.1国际上对于输入型通货膨胀特点的认识...............................32
4.1.1输入性特征显著....................................32
4.1.2结构性特征明显....................................34
第5章中国输入型通货膨胀的风险评估.........................43
5.1风险评估方法.....................................43
5.2 CPI上升风险评估.........................43
第6章中国输入型通货膨胀风险防控
6.1持续完善国家战略资源储备体系防范CPI波动
输入型通货膨胀对我国造成的CPI上升风险主要表现在资源和能源商品上。现在，我们的大宗商品储备量和种类跟发达国家比起来，还不够多，但是，我们的经济在发展的同时，商品需求也在增长。所以，我们需要建设一个品种齐全、数量充足的大宗货物储备基地。与此同时，对与我国经济当前和未来发展规划密切相关的石油、铁矿石、大豆等大宗商品价格的预警监测机制进行完善，根据大宗商品价格波动的趋势，结合国际经济发展环境，分析价格波动的原因，协助相关部门在价格出现不利波动之前，采取相应的措施来应对。我们更应当以“一带一路”为平台，进一步促进中国在能源基础设施方面的国际合作，支持中国企业“走出去”，在能源基础设施方面进行投资，并充分利用国内外大宗商品市场，引导中外各种金融机构进行能源基础设施的投融资，提高金融机构为实体经济提供支持与服务的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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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章结论与展望
7.1结论
本文基于对国内外关于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相关问题的研究与分析，以我国为主体，通过文献梳理、现实情况剖析、实证检验等多种方法，深入全面地分析了由于美国作为我国国际贸易中的一大贸易主体，以及美元在现在国际市场中主要的交易地位，其量化宽松政策给我国造成的输入型通货膨胀风险，主要结论如下：
首先，本文对输入型通货膨胀和量化宽松的概念做了界定，并对输入型通货膨胀的相关理论、传导途径和VECM模型方法进行了系统梳理。经整理发现，美国的量化宽松政策会通过货币供给途径、价格传导途径和成本途径传入到我国，并且在传导的第一和第二阶段与国际上其他国家具有一致性，但是在第三阶段由于我国经济政策的独特性和时效性，使得在第三阶段表现出与大多数国家不同的通货膨胀反应，使得量化宽松对我国的影响较低。紧接着对我国在经济政策上的特殊性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进行收集和整理，是以解释我国在抵御输入型通货膨胀风险时所体现出的优势。
其次，虽然我国特殊而有效的经济政策抵御了大部分的输入型通货膨胀风险，但是仍有风险存在。在接下来的风险识别过程中，首先列明输入型通货膨胀具有以下四种国际上公认的特征：一是输入性特征明显；二是结构性特征明显；三是属于温和的通货膨胀，持续时间长；四是输入型通货膨胀具有错综复杂的传输途径，这些特征都普遍在资源和能源商品上尤其明显。之后使用分解分析法做定性分析，用分解树列出风险事故和风险因素，识别出量化宽松仍然会给我国造成三个主要风险，分别是CPI上升、汇率波动以及外币资产缩水。
接下来采用自适应的协整向量和误差校正模型(VECM)，定量地研究美国量化宽松的非常规货币政策对我国通货膨胀的影响程度，并得出如下经验结论：美元量化宽松对我国CPI上升有影响但是不显著；对汇率波动影响很小，汇率波动主要是由于巨额的贸易顺差引起的；对我国外币资产缩水具有非常显著的影响。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