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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管学术经历对企业环境战略导向影响的实证探讨

时间:2023-09-07 来源:www.www.jbevzenko.com作者:vicky

本文是一篇企业管理论文,本文从高管学术经历的微观层面补充了驱动企业环境战略导向的因素,同时考虑内外部情境因素内部控制和环境规制对高管学术经历与企业环境战略导向关系的影响。
第一章  绪论
1.1 研究背景与问题
1.1.1 研究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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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管学术经历是指高管曾在高等学校、科研院所、学术性组织和协会等非营利性科研机构从事学术研究工作的经历[1]。改革开放后,我国出现“文人下海”的独特景象[2],且随着1997年教育部对“产研学”一体化发展的倡导,越来越多的学者选择加入企业或自己创业[3]。例如新希望集团创始人刘永好曾任四川省机械工业管理学校教师、比亚迪创始人王传福曾任职于北京有色金属研究院、中联重科创始人詹纯新曾任西北工业大学教师和长沙建设机械研究院研究员等。詹纯新先生曾说:“我认为搞自然科学和企业管理,非常接近,没有本质的区别。”1这不禁让人思考,高管学术经历与企业管理之间存在何种影响?
随着环境问题的突出和国家治理力度的加大,各方对企业的绿色发展提出更高的要求,部分企业试图通过聘请有学术经历的高管以实现成功绿色转型[4-6]。相关数据表明,在沪深A股IPO公司中34.7%的CEO具有学术经历[7],沪深A股上市公司中29%的企业聘请有学术经历的高管[8]。在高管过往经历的研究中,学者们从高管养育女儿经历[9, 10]、贫困经历[11-13]、知青经历[14]、海外经历[15]、从军经历[16]等方面探究了经历对高管认知和价值观的影响,然而,关注到高管学术经历的研究较少。学术经历是工作经历中的一种特殊经历,具有长期投入性、自主性和创造性的特点,对个体行为决策有长远影响[17]。高管是企业的主要决策者,高管的经历、价值观和个性影响企业的战略决策[18]。因此,本文对高管学术经历在企业战略决策上的影响展开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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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创新点
第一,基于高管学术经历的视角,探究了企业环境战略导向的驱动要素,推进了高管特征与企业环境战略相关研究的融合。现有研究关注了企业规模、媒体关注、利益相关者压力和环境规制等[43-46]对企业环境战略的影响,也有学者探究了企业环境战略的后果影响,如企业环境战略促进企业创新能力、企业环境绩效等[47, 48]。企业环境战略导向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于企业环境战略导向的结果层面,如企业可持续导向促进财务绩效、环境导向提高企业碳绩效、组织绩效等[34, 37, 38],而对企业环境战略导向的驱动因素较少关注。企业环境战略导向有助于解释为何在相同环境下,企业在环保问题上的行为存在差异。本文从高管特征层面,证明了高管学术经历对企业环境战略导向的驱动作用,有助于加深理解企业环境战略导向的形成过程。
第二,区别于已有关于高管学术经历对企业经济后果的研究,聚焦于企业环境战略导向这一非经济后果,弥补了高管学术经历对企业环境战略研究的不足。现有研究大多关注高管学术经历与企业创新绩效[19, 20]、绿色创新绩效[4]、公司债务融资成本[21]、高管在职消费[22]等经济后果,而较少关注高管学术经历与企业非市场战略。本文关注中国特有的“文人下海”现象,并结合中国高质量绿色发展的社会背景,探究高管学术经历与企业环境战略导向的关系,回应了Hambrick呼吁关注高管团队的特征,结合不同国家制度和社会背景对高阶理论开展进一步研究。同时,回应了Ma等学者的呼吁,研究学术型高管团队的治理效果和减少公司代理问题的潜在能力。本文发现了高管学术经历在企业非市场战略中的重要作用,为促进企业注重环境治理带来更多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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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相关文献综述
2.1 高管过往经历相关研究述评
综合现有文献,学者们主要从高管职业经历、生活经历、社会环境经历三个方面对高管各项经历进行研究。在高管职业经历方面,有学者基于烙印理论研究发现高管知青经历造就了高管过度自信,从而在企业并购中支付更高的溢价[14]。之前的研究普遍认为过度自信是先天形成的,该研究证明了后天的工作经历对个人性格特征的影响。还有学者发现高管公职经历显著提高企业环保投资[49],相比于高管在企业工作后因业绩表现突出而被授予政治身份的经历,高管加入企业前的公职经历对企业环保投资的促进作用更加显著。罗蓉曦和陈超对高管的职业经历进行研究发现,企业中CEO、董事长的研发相关职业背景或CEO学术经历背景,显著促进企业研发披露[50]。此外,还有学者基于烙印理论探究高管从军经历与公司治理的关系[51],研究发现有从军经历的高管在军旅生活中培养了忠诚自律的优秀品质,这种品质可以形成自我约束机制有效抑制企业成本黏性。朱沆、叶文平和刘嘉琦基于烙印理论探究了高管从军经历对个人慈善捐赠的影响,从军经历让高管形成责任使命意识与奉献精神,促进高管进行慈善捐赠。此外,该研究考虑了外部环境的调节作用,发现当有从军经历的企业家经历过战争环境或者企业所在地对慈善捐助的需要越强时,个人慈善捐赠越多[52]。
在生活经历方面,连燕玲等基于女性社会化视角研究发现CEO养育女儿的经历带来CEO利他性偏好,养育女儿的经历影响CEO的行为和价值观,使CEO更加重视建立良好社会关系、重视他人的幸福、关注企业和利益相关者福祉[10]。许年行和李哲证明了高管贫困经历促进企业慈善捐赠[13],发现有贫困经历的高管具有更高移情能力,这一能力可转化为对社会的责任感,他们具有节约储蓄倾向,可以做到对别人慷慨而对自己节俭,在企业中在职消费水平更低。O'Sullivan等对高管早期创伤经历进行研究[53],根据创伤后成长理论,童年的创伤经历塑造了CEO的认知和价值观,使CEO更加重视发展和保持牢固的关系,倾向与公司的利益相关者建立和保持良好关系并采取负责任的行为,从而积极影响企业社会责任。然而,特定经历并不都是具有好处,马永强、邱煜和金智则认为“人穷志短”,体现在CEO贫困出身抑制企业创新,但接受后天良好的教育后,高管则表现为“穷则思变”——促进企业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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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高管学术经历述评
2.2.1 高管学术经历定义
通过检索研究主题为高管学术经历的文献后发现,从2018年起高管学术经历才得到较多学者的关注。2018年至今,学者们对高管学术经历的研究呈现逐年增加的趋势,有的学者研究了高管的教育背景,如:学历、是否名校毕业等。本文认为高管学术经历与高管教育背景有所不同,教育背景体现了个体的能力禀赋,而高管学术经历反映了个体在工作角色中形成的价值观、认知理念及行为模式[17],相比于教育背景,经历对个体的影响更加持久和深刻[13]。
关于高管学术经历的定义,学者们主要从高管是否在科研机构工作过进行界定,但在细微处有所不同,主要区别在现任高管是否同时还在科研机构工作。如周楷唐、麻志明和吴联生认为高管学术经历是指高管正在或曾在高校任教、科研院所任职的经历,该定义包含了目前还在从事学术研究工作的高管[21]。而沈华玉认为髙管学术经历是曾经在髙校或者科研院所工作,之后离开学术研究队伍选择加入企业或自己创业,如今已经成为上市公司的创始人或高管[57]。国泰安数据库中则强调高管过去的学术经历,包含了高管在高等学校、科研院所、学术性组织和协会等从事研究工作的经历。姜付秀等学者在高管学术经历与慈善捐赠的研究中,高管学术经历选用的数据库与本文研究选用数据库相同,都来源于国泰安(CSMAR)高管个人特征数据库,因此选用姜付秀等学者在研究中对高管学术经历的定义:高管曾在高等学校、科研院所、学术性组织和协会等非营利科研机构从事学术研究工作的经历[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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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 17
3.1 理论基础 ........................... 17
3.1.1 高阶理论 ......................... 17
3.1.2 烙印理论 ........................ 18
第四章  研究设计 ........................... 23
4.1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 23
4.2 主要变量定义与测量 ........................ 23
第五章  实证分析 .................................. 26
5.1 描述性统计与相关性分析 ......................... 27
5.2 多元回归分析 ..................... 28
第五章  实证分析
5.1 描述性统计与相关性分析
本文对研究样本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见表5-1,共有6410个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观测值。描述性统计展示了样本数据的基本特征及分布情况,可以看出:(1)在6410个样本中,MACAP的均值是0.08,说明有学术经历高管占比均值约为8%,这一比例与以往研究中有学术经历的高管在高管团队中占比接近[25]。(2)企业环境战略导向(CESO)的均值为26.32,中位数为24.59,最大值为90.51,说明沪深A股上市公司在企业环境战略导向上存在较大差异。(3)内部控制(IC)中平均数为0.53,说明内部控制质量较高和内部控制质量较低的公司数量分布较平均。(4)环境规制(ER)的均值为0.25,最大值为3.10,说明样本企业所在地区之间的环境规制存在较大差异。在方差膨胀因子分析中,自变量的VIF值为2.81,其他控制变量的VIF值均小于3,说明本文的模型基本不存在严重多重共线性问题,各个控制变量的分布都较合理。
为了进一步了解样本数据的分布特征,对样本数据的企业性质、行业分布和样本企业所在地区分布情况进行样本特征统计分析,结果如表5-2所示。样本数据中国有企业占比59.36%,非国有企业占比40.64%,整体分布较均匀。为了避免存在企业环境战略对于样本数据中某些行业不重要的问题,对样本数据的行业进行了统计分析,74.36%的样本企业集中在制造业、房地产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说明开展本问题的研究所选择的样本具有一定的科学性。从地区分类中可以看出70.75%的样本企业来自东部地区,分布符合各地区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

企业管理论文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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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研究结论与讨论
6.1 研究结论
随着环境问题的突出,国家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十四五”规划中强调了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性,到2035年美丽中国建设目标基本实现。尽管如此,2022年全球环境绩效指数报告中,我国环境绩效指数(EPI)得分为28.4,在180个参评国家中排名第160位2。企业作为环境治理体系中的主体,在环境保护上发挥重要作用。由此可见,促进企业推进环境战略是现阶段的重要目标。本文以沪深A股上市公司2010-2019年的数据为研究样本,基于高阶理论和烙印理论,从高管特征层面选取了高管学术经历对企业环境战略导向的影响进行研究。环境战略导向是企业采取环境保护行为的先决条件,是企业采取具体的环境保护行为的基础。本文从高管学术经历的微观层面补充了驱动企业环境战略导向的因素,同时考虑内外部情境因素内部控制和环境规制对高管学术经历与企业环境战略导向关系的影响,本文的研究结论如下。
首先,高管学术经历正向影响企业环境战略导向。企业环境战略具有投资量大、回报周期长、风险较高的特点[95, 96],高管往往不倾向企业环境战略。学术经历是工作经历中的一种特殊经历,具有长期投入性、自主性和创造性的特点对个体有长远影响[17]。一方面,塑造了高管更高社会责任感和道德感的认知烙印。有学术经历的高管在企业管理中表现出更突出的亲社会动机和社会责任感[77],重视保护环境的义务和责任,推动企业的绿色价值观。另一方面,塑造了高管前瞻性思维、信息处理和良好沟通的能力烙印。有学术经历的高管注重绿色发展对提升企业价值的长远意义,善于收集和处理复杂的信息,提高战略决策的科学性,降低环境战略过程中的风险,并提供必要的技术和资源支持,在内外声望传递和良好沟通中增加高管团队对环境战略的信心,从而促进企业环境战略导向。
参考文献(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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