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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网络的拓扑结构及其对经济联动

时间:2023-08-18 来源:www.www.jbevzenko.com作者:vicky

本文是一篇国际贸易论文,基于理论分析,本文构建实证模型,并对贸易与经济联动的影响进行实证检验,并进一步检验国际贸易网络的节点特征差异和整体特征变化对经济联动的影响。
第一章 引言
1.1研究背景及意义
1.1.1研究背景

国际贸易论文怎么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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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在双边及多边贸易协定的推动下,各国之间的贸易联系日趋复杂,形成了一个覆盖全球的贸易网络。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9年以来,已经有148个国家和32个国际组织同中国签署了200多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沿线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有了更加深入且密切的联系,并以点带面、由线带片,逐步形成区域大协作局面,地理毗邻和文化相近等因素使得沿线国家逐渐形成了以中国—东南亚、俄罗斯—中东欧、印度—南亚三大贸易集团,而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三大贸易集团相互融合并吸纳更多沿线贸易伙伴,逐渐形成一个覆盖沿线所有国家的更为严密复杂的贸易网络。与此同时,近年来中美贸易战、逆全球化抬头以及新冠疫情黑天鹅等事件给世界各国造成更加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中国以及以中国为核心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网络在全球经济和贸易中承担更加重要的角色。
以往研究表明,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是国际经济冲击传导的两大重要渠道,随着全球产业链升级和分工细化,各国间的中间品和最终品贸易愈加繁荣,而来自于一国的经济冲击恰好可以通过这一渠道影响国家间的经济联动。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是经济波动通过金融渠道传导的重要案例,而2019年以来的新冠疫情对全球产业链及全球贸易的影响则是经济波动通过贸易渠道传导的现实论据。Frankel和Rose(1998)在二十多年前的研究中就提出贸易与经济波动协同性,但是之后的学者们在基于双边贸易数据的检验中,发现贸易与经济联动之间的关系并不如预期那么大。Kose和Yi将这种现象称为“贸易—经济联动之谜”,他们将此谜题归因于双边贸易并不能反映真实的贸易现状,在实际贸易中,不仅包含两国间的最终品贸易,还更多的包含来自第三国的中间品贸易,因此需要更深入的考察第三国影响。此后,学者们在模型中引入价值链分工、增加值贸易等反映多国贸易的变量以破解谜题,也取得了一定的结果。而随着对国际贸易网络的研究深入,人们发现以国家为节点、双边贸易联系为联结的贸易网络在经济周期波动的传导中承担重要角色,并且贸易网络的节点特征及拓扑结构也发挥不同的作用。在此背景下,本文系统全面的考察“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网络结构的特征及变化,并在此基础上探讨网络结构对经济联动的影响机制,为我国更好的建设“一带一路”,提高沿线国家在国际贸易网络中的地位和抗风险能力提供参考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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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研究思路与框架
1.2.1研究思路
本文主要研究以下两个问题,第一,“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现状及贸易网络的结构和变化如何?第二,贸易网络的结构特征是否对影响沿线国家间经济联动有所影响,影响机制如何?基于这两个核心问题,本文的研究思路如下:
首先,“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网络的拓扑结构研究。本文基于沿线国家间双边贸易数据构建贸易网络,并利用ucinet软件系统全面的测算沿线国家贸易网络的整体特征、中心性特征和结构特征,分析贸易网络的的动态变化,并进一步考察金融危机、“一带一路”倡议等事件对其影响。
其次,国际贸易网络结构特征对经济联动影响的理论分析。参考前人的研究成果,了解国际经济周期的内涵及波动规律,探讨贸易与经济联动的关系,基于需求供给效应、垂直专业化分工角度探讨经济联动的传导机制,在此基础上,本文着重考察国际贸易网络在经济联动中的传导机制,包括网络的节点特征的差异和整体特征的变化等。
最后,国际贸易网络结构特征对经济联动影响的实证分析。本文基于前两部分的内容对贸易网络与经济联动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首先是对总值贸易强度及网络中心性的检验,并进一步考察“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前后相关变量影响作用的变化。然后,检验贸易网络的拓扑结构包括凝聚—子群、核心—边缘等结构特征对国家间经济联动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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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献综述
2.1关于国际贸易网络的研究
得益于计算机技术和大数据的发展,近些年来,国内外利用网络分析法进行国际贸易研究的较多,不同的学者从不同角度开展研究,较为全面的捕获了国际贸易网络的各项特征。
第一类学者主要侧重于描述国际贸易网络的拓扑结构,包括网络个体特征和结构特征等。Serrano(2003)将复杂网络分析法应用于国际贸易的研究中,结果发现国际贸易网络中少数节点与大量节点之间有连线。同时还发现任何两个节点间可以通过较少的中间节点而间接连接,即网络还具有小世界的特征。在此基础上,陈银飞(2011)通过分析2000-2009年的国际贸易网络,发现在世界贸易网络中大部分国家间有连接,但是连接强度却较小。同时发现,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的核心度下降,而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发展国家核心度上升。许和连等(2015)在TPP背景下,利用Blondel的方法研究1992-2013年世界高端制造业贸易网络结构的演化。李敬等(2017)研究发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的产业分工和贸易往来更具互补性,竞争性则相对较弱。同时块模型分析发现,沿线国家形成分别以以中国、俄罗斯、印度为代表的三大版块,每个版块各具特点。也有些学者针对特定地区、特定产业构建国际贸易网络进行研究。郑军等(2017)对200-2014年海上丝绸之路沿线62个国家贸易网络进行研究。发现区域内国家贸易依赖度、聚集系数均呈现上升趋势,并且存在贸易负向匹配和富人俱乐部的现象。马述忠等(2016)在测算1996-2003年世界农产品贸易网络结构特征的基础上,进一步研究网络结构特征对全球农产品价值链分工的影响。
第二类研究是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对国际贸易网络形成及影响因素的进一步研究。有些学者使用拓展的引力模型进行研究,如张会清(2017)研究表明GDP、距离、贸易协定等因素是影响双边贸易关系的重要因素。洪俊杰(2019)以贸易网络中心度为网络枢纽地位的测度,实证检验了比较优势、母国市场、技术进步等要素对国际贸易网络枢纽地位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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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关于经济周期波动的研究
从理论上来看,经济周期波动可以理解为经济发展过程中偏离趋势的部分,而在现实世界中,经济周期波动常常具有2-10年的发展周期。经济周期波动常由某一冲击引起,并通过金融、贸易、投资等渠道广泛传导,比如由索罗斯狙击泰铢而引起的亚洲金融危机、美国次贷危机引起的全球金融危机、新冠疫情引起的全球经济衰退等都是经济周期波动的现实表现。西方经济学的周期理论则以凯恩斯和弗里德曼的理论为代表。凯恩斯在否定传统的经济周期理论的基础上提出有效需求经济周期模型。而到了20世纪60年代,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货币主义则认为货币政策的变化才是引起经济周期波动的主要因素。
关于经济周期波动的测度是与理论研究同步进行的,Mitchell(1913)最早提出经济周期波动可以根据经济波动的波峰和波谷来观测,提出了21组指标进行经济周期波动的测度,为后来的经济周期波动指标性提供了基本框架。随着计算机科学和经济学的发展,现代的经济周期波动测度关注产出序列的分解。主要分解为长期趋势、周期波动、季节波动与随机波动。主要的分解方法包括差分分解法、HP滤波法、CF滤波法等等。无论何种方法目的都是将趋势成分剔除,将剩余平稳的部分作为周期成分。
利用以上方法,国内外学者对经济周期波动进行了广泛的研究。Ravn(1997)研究了OECD国家包括政府支出、产出、消费、总投资、进出口等经济变量,发现除政府支出外,其余经济变量均呈现出很强的正相关性。Karry和Ventura(2000)研究发现OECD经济波动高度同步,并且这一同步性是通过劳动密集型产品的价格进行传递的。刘军荣(2013)以部分OECD国家为例,使用HP滤波法,测算了各国经济周期长度的变化。发现近四十年出现的经济波动幅度变小、经济周期跨度拉长、各国间总体协动性逐渐加强。于震和李晓(2013)采用经济周期距离并结合多维标度技术,以9个东亚经济体为样本,分析了各经济体的经济周期同步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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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网络结构特征分析 ...................... 12
3.1“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网络的构建 ............................ 12
3.1.1“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范围界定............................. 12
3.1.2“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无权贸易网络的构建................... 12 
第四章 国际贸易网络对经济联动影响的理论分析 .......................... 26
4.1基于需求供给外溢的传导机制.................................... 26
4.2基于垂直专业化角度的传导机制.................................. 27
第五章 国际贸易网络对经济联动影响的实证检验 .......................... 32
5.1模型设定、样本及变量选取...................................... 32
5.1.1模型设定 ............................ 32
5.1.2变量选取 ................................ 33
第五章 国际贸易网络对经济联动影响的实证检验
5.1模型设定、样本及变量选取
5.1.1模型设定
本文在参考Frankel和Rose(1998)的研究的基础上,主要研究国际贸易网络的结构特征对经济联动的影响,以及这种影响在“一带一路”倡议前后是否有差异。因此本文以度数中心度作为网络中心度的指标变量,并分别构建核心—边缘虚拟变量和凝聚—子群虚拟变量以考察网络结构特征的影响。此外,本文以双边国家是否签订“一带一路”合作文件为依据,构建虚拟变量以考察“一带一路”倡议前后的影响差异。最后,本文还引用金融开放度、产业结构相似度、是否属于同一自贸区、经济规模等其他影响双边经济周期的变量作为控制变量。

国际贸易论文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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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主要结论及政策
6.1主要结论
第一,“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网络是一个具有区域特点、动态变化的网络。 首先,沿线国家贸易网络由疏松走向紧密,由简单变得复杂。随着越来越多沿线国家之间开展更加广泛而深入的贸易,整个网络的中心性都有所提高,而整个网络的控制指数较低,网络中影响力较大的国家较少,大多数国家之间的贸易都是直接开展的,而较少依赖第三国。
其次,“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网络结构出现明显分层。由中国、印度等国组成的网络子群不断扩大和增强,在整个网络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位置,主导着整个网络的话语权。而以中亚、南亚等地区经济落后的国家组成的网络子群仍未突破地理距离、文化距离等因素的限制,这些国家的贸易广度和强度都较小,在整个网络中存在感较低。
最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分工更加明显。网络中中心度较高的国家主要是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以阿联酋为代表的资源型国家以及中东欧国家,而网络中核心度较高的国家主要是以中国、印度为代表的经济大国以及以新加坡为代表的东南亚国家。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分工,即由西亚、中亚等地区的资源密集型国家提供资源、由中国和东南亚等地区的人口密集型国家提供劳动力,经过生产加工将成品出口至中东欧等市场较大的国家。
参考文献(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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