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伙伴外交的经济增长效应——基于伙伴国全要素生

本文是一篇国际贸易论文，本文基于跨国面板数据，分析中国特色伙伴关系对伙伴国家经济增长的影响效果。首先通过文献梳理和理论分析，结合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原理，阐述双边关系和经济增长之间的联系。
第1章 绪论
1.1研究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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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唯物主义科学揭示了经济发展和政治发展之间深刻的辩证关系，即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具有反作用。经济是基础，而政治是经济的集中体现，这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人类社会政治现象的基本定义。没有离开政治的经济，也没有离开经济的政治。政治与经济之间的紧密联系，贯穿在社会发展的每一个阶段。
随着中国发展稳中求进的步伐越行越远，在世界舞台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对世界政治和经济的影响程度也在逐步加深。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持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正如总书记所指出的，中国始终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拓展同各国友好合作，始终顺应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用自身实践为推动世界各国合作共赢，为各国人民构建美好世界做出努力。因此，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大国，不仅中国的国内政治和经济发展颇受关注，中国外交动向、特色实践与影响效应也一直被世界所瞩目。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始终坚持独立自主、和平共处的外交政策，在保障国家正当利益和合法权利的基础上，将维护自身利益与促进人类共同发展相结合。始终坚持国家不分大小、互相一律平等，始终坚定地同广大发展中国家站在一起（杨洁篪，2019）。无论国家经济是否发达，无论国家实力是否强劲，中国都坚持平等对待、和平共处，不以意识形态划界线，不以大小强弱论亲疏，这也体现了中国在外交战略中的博大胸襟和崇高品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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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研究意义
1.2.1理论意义
中国特色伙伴关系是新形势下政治和经济共同发展的新型外交关系，在双边关系层面具有代表意义，因此中国特色伙伴关系的经济增长效应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第一，本文结合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研究双边关系的政治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丰富了经济增长研究的内容，对理论发展形成边际贡献。第二，以合作共赢为基本理念，中国特色伙伴关系是以经济发展为核心的互利共赢共同体，本文采用实证研究的方法论证了伙伴关系促进共同发展的核心宗旨，在现有关于中国特色伙伴战略定性分析的基础上增补了系统的经验证据。第三，本文深入考察了中国特色伙伴关系对伙伴国家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通过引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和双边贸易来解释中国特色伙伴关系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路径，探明了政治关系影响经济发展的重要渠道。
1.2.2现实意义
研究中国特色伙伴关系外交对伙伴国的经济增长影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作为一种重要的双边关系形式，在利用伙伴关系作为推进国家利益的方式方面，中国并不是独一无二的。中国的独特之处在于将伙伴关系作为外交政策战略的重点，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伙伴关系的建立与升级处于喷薄期。伙伴战略成为中国对外关系的核心外交形式，尤其是在当前世界经济政治不确定性增加，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抬头，逆全球化趋势加剧的形势下，很少有其他国家比中国更重视建立伙伴关系。中国特色伙伴关系倡导以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为宗旨，致力于构建以合作和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这种关系既是双边又是多边的，这代表了中国将带领世界经济向更加开放、包容、均衡、普惠的方向发展的决心，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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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中国特色伙伴关系与经济增长的相关研究
2.1经济增长的影响因素
经济增长研究一直是经济学领域的研究热点，Solow在1956年提出了索洛增长模型，也是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的研究起点。该模型假设劳动力和资本两种生产要素的规模报酬不变，两种要素可以互相替代，以及要素的边际产量随着要素投入的增加而下降（Solow，1956）。因此索洛模型认为在短期可以通过资本的积累和劳动力的增加推动经济增长。对索洛模型的主要批评来自其未能充分解释经济的持续增长，索洛模型中的资本和劳动的增长仅能解释人均产出增长的小部分，还有大量残差部分无法解释，这也为内生增长模型的发展提供了契机。Romer（1987）和Lucas（1988）提出的内生增长理论大大拓展了索洛模型，其重点是解释索洛残差，该理论考虑了人力资本和技术进步等变量对产出增长的影响。
在已有研究中，要素投入是国家产出变动的重要因素（Christensen et al.，1980），其中资本积累是解释发展中国家快速增长的最重要因素（Nadiri，1972），但在解释和比较分析不同国家的增长模式方面，全要素生产率毋庸置疑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研究发现经济增长在不同国家内部存在多样性，因为在传统的新增长模式下，如果各国在消费者喜好，生产技术、政策制度等方面没有差异，那么长期来看各国的增长率应该是保持一致的。但是过去的研究数据表明，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有长期收敛的趋势，而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也存在明显的收入差距，并且该差距呈现出逐渐扩大的趋势（Fagerberg，1994）。Fagerberg et al.（2010）认为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是由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来源不同：TFP增长的两个关键要素，即创新和吸收，决定了国家经济增长的跨国差异。技术创新是发达国家TFP增长的主要来源，技术创新通过缩小与其他国家创新体系中的技术差距以及开发新技术能力来加快本国的经济进步。发展中国家则面临获取和吸收国外先进技术的挑战，在这些国家，生产力的增长取决于充分利用进口技术。一般而言，“技术领先者”国家产生技术或知识，技术通过货物贸易传播到“追随者”国家。发达国家将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本用于发明新技术，而发展中国家则对人力资本及其政治和经济机构进行投资，提高其基于生产力的追赶能力，以促进外国技术的传播和吸收，特别是在劳动力市场中有效利用人力资本，增加熟练技术工人的数量以操作更先进的机器和使用新技术（Jajri，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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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中国特色伙伴关系的影响
中国始终认为，人类是一个大家庭，是命运和利益上的共同体，各国只有通过务实的谈判解决面临的分歧和矛盾，通过真诚的合作促进共同的发展，才能推动国际关系朝着良性的方向发展。中国特色伙伴外交战略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准，致力于在维护国家利益和拓展国际影响的基础上，实现与世界的可持续互利共赢，突破大国崛起困境，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这是中国的崛起对于世界、整个国际体系未来发展可能带来积极影响的关键所在，这也正是中国的智慧所在。
中国推动伙伴关系外交关系建设有效地服务了国内发展以及积极融入国际市场的需要，并且取得了巨大成功。陈志敏（1999）认为伙伴关系外交战略的优先目的就是为国内经济发展以及实现祖国统一构建有利的国际环境，即应该以经济发展为中心，加强一个中国原则认同感。从中国外交部同各伙伴国家签订的联合声明就可以发现，伙伴关系建立在一个中国原则的基础之上，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弱化敌对势力分裂中国的意图，为争取和平统一创造有利条件。外交伙伴关系的发展还为国内经济快速发展提供了合适的契机，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带来了稳定的外部环境（左凤荣，2019）。通过伙伴外交发展与大国、周边国家以及发展中国家的友好关系，有助于为中国提供一个稳定的外部环境，集中更多的精力到国内的经济建设上来（张清敏，2014）。不仅如此，金正昆（2000）和陈遥（2020）指出，伙伴关系作为中国外交的审慎选择，相比于其他形式的外交战略，既能保证中国与伙伴国家展开广泛合作，顺利进入世界市场，又可以保持本国外交的独立自主，提升自身国际信任力，有助于维护中国的国家安全，实现和平崛起。还有学者在伙伴关系的具体功能领域进行研究发现伙伴关系网络建设为推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提供了有力的政治基础（李巍和朱红宇，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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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典型事实与研究假说 ........................... 15
3.1中国特色伙伴关系的典型事实分析 .................................... 15
3.2研究假说 .................................... 19
第4章 中国特色伙伴关系经济增长效应的实证研究 ....................... 26
4.1基准模型设定 .......................................... 26
4.2变量选择与描述 ............................ 26
第5章 中国特色伙伴关系影响经济增长的机制研究 ..................... 37
5.1中介机制研究 .................................... 37
5.2调节效应研究 ............................ 40
第5章 中国特色伙伴关系影响经济增长的机制研究
5.1中介机制研究
5.1.1投资的中介效应
对外直接投资的流入将提高东道国出口的竞争力，并且随着投资的增加，会对东道国的GDP总值产生乘数效应，带来经济增长的良性循环。此外，如果投资包含了劳动密集型技术，还能增加该国的就业机会（Adeolu & Obafemi，2007）。Bond et al.（2010）也通过实证研究发现了投资占一国GDP份额与GDP增长率之间存在正相关的证据。因此本文预测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这一变量可能是伙伴关系和经济增长之间的中介变量。本文使用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数据来源于CEIC数据库，并且使用UNCTAD数据库进行了数据校对。

国际贸易论文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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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章 结论与政策启示
6.1主要结论
本文基于跨国面板数据，分析中国特色伙伴关系对伙伴国家经济增长的影响效果。首先通过文献梳理和理论分析，结合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原理，阐述双边关系和经济增长之间的联系。其次使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通过增长核算方法将经济增长分解为投入要素的增加和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从而通过残差计算出全要素生产率，然后建立固定效应面板回归模型，检验中国特色伙伴关系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以及投资和贸易在其中的中介效应。主要实证研究结果如下，并且通过进一步的稳健性检验证明了实证结果是可靠的。
第一，从总体来看，中国特色伙伴关系会对伙伴国家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带来积极效应，即伙伴关系的建立和深化有助于伙伴国家的经济增长。主要是由于友好的双边关系更有利于国家双方增强政治互信，推动经济合作，全方位多领域促进经济的长期可持续发展。
第二，中国特色伙伴关系通过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和双边贸易的经济渠道间接影响伙伴国的经济增长。根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具有反作用。但是，研究双边政治关系对于国家内部经济增长的影响还是具有间接性的。一般我们认为经济增长与外商直接投资和贸易之间有着密切的关联性，而这一关系也在诸多的文献中得到了理论分析和实证分析的验证，因为投资和贸易均作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对国内的经济刺激是非常直接的。通过投资和贸易进行的管理经验和技术水平的转移有利于国家通过吸收和学习先进生产技术，改变自身产业结构，进行制度变革，从而提高经济效率。
第三，技术差距、美国盟友关系会削弱伴中国特色伙伴关系对伙伴国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技术差距反映的是两国之间生产水平的距离，由于不同经济体之间的兼容性不同，因此资本还是技术的转移对东道国的增长影响也存在差异。又因为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技术差距较小，因此可以认为伙伴关系在与中国经济水平差异较小的国家会产生更大影响力。美国盟友关系与中国特色伙伴关系虽然都是政治关系的一种，但两者之间由于文化传、政治理念、合作领域等多方面的差异导致了两者对伙伴国、同盟国经济增长带来的影响也是有差异性的，而伙伴关系与同盟关系相遇产生的经济效应主要关乎涉及除经济因素以外的其他政治原因。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