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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跨国企业管理者海外社会关系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探讨

时间:2023-06-20 来源:www.www.jbevzenko.com作者:vicky

本文是一篇企业管理论文,本研究强调了管理者社会关系在进入东道国后起到的关键作用。虽然中国跨国企业近年来在国际市场上显著的增长已经引起了相当多的关注,但国际商务领域的学者们大多仅限于两个领域:中国跨国企业进行国际化的背后的动因和它们进入东道国后采取的策略[36]。
1绪论
1.1研究背景及研究意义
1.1.1选题背景

企业管理论文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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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在国家“走出去”战略的推动下,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开始积极融入全球市场,寻求发展机会[1,2]。截止2020年底,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净额达1537.1亿美元,首次位居全球第一,占全球市场份额的20.2%(商务部,2021)。由此可见,中国跨国企业已经成为全球经济的重要参与者。然而,与政府的高度支持,以及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成功“走出去”的现状不相匹配的是,很多中国跨国企业在海外市场的经营绩效并不理想,它们没能真正的“走进去”,更难以获得能够支持它们“留下来”的宝贵资源[3]。中国跨国企业作为全球市场的后来者在海外市场不仅要承担外来者劣势,还面临着由于其转型经济体身份导致的来源国劣势[3,4],这使得它们在获取资源和获得海外合法性方面面临巨大的困难,从而严重地危害了企业的海外绩效[4,5,6]。因此,如何帮助中国跨国企业克服这些不利条件是提高其在海外市场经营绩效的关键所在。
在国内市场,中国企业常常通过建立管理者社会关系来取得卓越绩效,其中,管理者社会关系是指企业的高层管理者利用他们与一些关键利益相关者的私人关系来达到组织目的一种方式[7,8,9]。在国际商务领域中,学者们已经充分强调了管理者社会关系对于促进中国跨国企业国际化的重要作用。研究指出,通过为企业提供国际扩张所需的宝贵资源,管理者在母国国内的社会关系将会影响企业是否[10,11]、在哪[12]以及如何[13,14]进行国际化。然而,这一系列研究大多关注的是母国的社会关系对中国跨国企业的东道国选择以及进入东道国方式等进入海外市场前的国际化战略的影响,对于管理者与东道国利益相关者建立的海外社会关系是否影响、以及如何影响中国跨国企业进入东道国后的经营活动还未进行充分的探讨。在中国,管理者社会关系的作用主要归功于国家独特的文化传统和政府的巨大影响力[15,16]。然而,在一些海外国家,它们的文化和制度环境与中国有很大的不同,政府对市场的干预可能较少,因此,管理者社会关系在海外市场是否仍然能起到同样显著的效果还不太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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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国内外研究现状
1.2.1中国跨国企业国际化文献综述
由于缺乏技术、资源等所有权优势和区位优势,中国跨国企业的国际化受到了极大的挑战[5]。研究发现,与发达国家的跨国企业相比,中国跨国企业在东道国不仅承受着“外来者劣势”(liability of foreignness)的影响,还面临着独特的“来源国劣势”(liabilityof origin),这双重劣势使得它们在获取资源和合法性方面面临极大的困难[30,31],进而对企业的海外经营绩效产生不利影响。
在国际商务领域,关于跨国企业的外来者劣势已经有了成熟和丰富的研究。学者们认为由于不同国家之间的制度存在明显差异,并且企业的经营管理行为深受本国制度的影响,东道国企业对来自不同制度环境的跨国企业的经营管理行为具有较强的陌生感,使得跨国企业相较于东道国本土企业而言,天然地具有外来者劣势[32]。Zaheer(1995)首次提出外来者劣势这一概念[33],后续也不断有研究证明,外来者劣势会严重危害跨国企业的经营绩效[34,35]。具体而言,外来者劣势对跨国企业的影响主要有三个方面,首先,相较于东道国本土企业,跨国企业不熟悉东道国当地的制度、文化和市场环境,也缺乏获取这些关键信息的途径;其次,东道国的利益相关者可能会区别对待本土企业和跨国企业,使得跨国企业面临难以获得银行贷款、更高的市场准入标准以及高额的征税负担等困难;最后,由于在东道国的利益相关者眼中缺乏合法性和可信度,跨国企业难以进入当地的社会网络,也难以融入当地市场。此外,Zaheer(1995)认为,两国之间的制度距离是外来者劣势形成的主要原因,母国与东道国的制度距离越大,跨国企业在东道国越是难以获得信息、资源以及合法性。
然而,对于新兴经济体跨国企业的在国际化过程中面临的独特挑战,Ramachandran和Pant(2010)认为仅用外来者劣势无法对其进行充分的解释[36],因为,他们忽略了新兴经济体跨国企业的“母国”本身因素对企业在国际扩张过程中造成的影响。因此,Ramachandran和Pant(2010)提出了来源国劣势这一观点,并开始受到越来越多的学者的重视与使用[6,31]。其中,Yu和Liu(2018)突破了先前学者大多单纯讨论产品的生产国(即Made in)将会如何影响东道国消费者对于产品的感知和评价的研究局限,认为母国不仅会影响东道国消费者,还会影响东道国的其他利益相关者;不仅会影响跨国企业的产品,还会影响跨国企业整体形象[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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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理论基础
2.1新兴经济体跨国企业国际化理论
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兴经济体国家加入全球市场的举措越来越盛,很多地区的跨国企业在较短时间内取得了显著的成果,这与传统的国际化理论认为的基于竞争优势的国际化有明显的不同。因此,学者们纷纷就此展开了研究。例如,Child和Rodrigues(2005)指出[52],中国企业进行海外投资往往是为了弥补其竞争劣势,而不是为了利用已有的竞争优势。Luo和Tung(2007)提出跳板理论(springboard perspective)[53],他们认为国际扩张是新兴经济体国家跨国企业的跳板,可以避免它们在国内面临的制度和市场制约,并获取战略资源,克服在全球竞争中的后发劣势。基于此,本文对新兴经济体跨国企业的国际化相关理论进行梳理。
(1)小规模技术理论
Wells(1983)在《发展中国家企业国际化》一书中对小规模技术理论进行了系统的阐述,这是专门针对发展中国家跨国企业的理论。他认为发展中国家跨国企业的竞争优势是源于其母国独特的市场特征所带来的较低的生产成本。由于发展中国家在生产经营、技术水平等各方面都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因此,来自发展中国家的跨国企业只有结合母国的市场特征形成比较优势才能在国际竞争中占有一席之地。这些优势具体包括开发满足小市场需求的小规模生产技术;通过当地采购以及生产民族产品获得竞争优势;以及生产低价产品,抢占市场份额。
(2)国际生产折衷理论的拓展
在传统跨国企业理论中,Dunning提出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将所有权优势(O)、区位优势(L)和内部化优势(I)结合起来,为解释企业国际化提供了一个整体的框架,因此,在一开始也经常被用来解释新兴经济体跨国企业的国际化。随后,Dunning(2008)对其中的所有权优势进行了拓展[54],将其定义为通过与其他组织建立合作关系所产生的能力,从而更增强了OLI理论对新兴经济体跨国企业国际化的解释力度。此外,Dunning发现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能力和其经济发展水平存在联系,并据此提出了“投资发展阶段理论”。他认为,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倾向除了取决于所有权优势、区位优势和内部化优势,还取决于该国的经济发展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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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制度理论
近年来制度理论已经成为国际商务领域研究中的一个重要的理论视角[54,56],学者们认为,对于新兴经济体跨国企业而言,国际化战略不仅取决于传统理论所强调的所有权优势和区位优势,还取决于企业所处的正式和非正式制度环境。现有理论研究中,关于制度理论的定义和构成主要有两种视角:以North为代表的“制度经济学”的视角[57]和以Scott为代表的“新制度组织理论”的视角[58]。
North认为,制度是为了组织互动而人为制定的约束条件,包括正式制度(如法律、法规和契约等)和非正式制度(如行为规范、行为准则和道德约束等),由于其他组织在制度环境中想要追求和实现自身利益,因此,它们往往会遵守这些“游戏规则”。Scott(2010)从组织社会学的视角出发,将其分为管制制度(regulative)、规范性制度(normative)和文化-认知制度(cultural-cognitive)。管制制度指法律、法规和政策对行为的促进和约束作用;规范制度指价值观、行为规范以及信念准则等,即包括社会规范、社会责任也包括职业标准、专业标准;认知制度指人们对外部社会环境共享的认知和理解。其中,管制制度对应正式制度;规范制度和认知制度对应非正式制度。虽然视角不同,但这两种视角对制度理论的核心观点是一致的:认为组织的行为和决策会受到其所在的制度环境的影响,因此,制度理论为解释跨国企业的国际化活动带来了一个新的视角[59]。
制度理论认为,母国和东道国的制度环境都会对跨国企业的国际化战略产生重要的影响。首先,Buckley(2007)认为,母国政府提出的一些支持性的政策将会鼓励跨国企业进行海外扩张,例如通过财政支持和税收优惠等政策,促进跨国企业走向国际市场[60]。然而,当母国的制度环境不佳时,也可能推动跨国企业向海外扩张,从而缓解母国的市场约束并克服制度劣势的影响[61]。其次,东道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市场环境、政治制度和文化因素等也会直接促进或约束跨国企业在当地的发展。东道国的良好治理机制将会降低企业在东道国面临的政治风险的程度,从而为跨国企业在当地的经营提供保障。最后,母国和东道国制度距离也会使得跨国企业在东道国遭受外来者劣势的影响,从而导致其在东道国面临合法性缺失等的问题[36]。如Buckley等研究表明,中国跨国企业倾向于选择与中国文化接近的国家进行国际扩张,因为,较小的制度距离减轻了外来者劣势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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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研究假设与理论模型.............................19
3.1研究假设..........................................19
3.1.1商业关系对中国跨国企业海外绩效的影响....................19
3.1.2政治关系对中国跨国企业海外绩效的影响...........................20
4研究设计与变量测量...........................28
4.1研究设计........................................28
4.1.1调查问卷设计..............................28
4.1.2调查问卷内容...........................................28
5实证检验与结果分析.................................32
5.1样本描述性统计分析................................32
5.2信度与效度分析......................................34
5实证检验与结果分析
5.1样本描述性统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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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在整理了回收的调查问卷,并剔除了无效答卷后,最终得到134家有效的企业样本。如表5.1所示,本文对样本进行初步的描述性统计分析,主要包括企业与外国合作伙伴的合作关系类型、企业所在东道国分布的大洲、东道国是否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企业国际化经验(分为年份和国家)、企业所处行业类型六项样本特征。
第一,在焦点企业与东道国合作企业的合作类型中,产业链上下游关系占比最高,达40.30%;其次是发包-承包方和战略联盟类型,分别占比32.84%和17.16%;其他合作类型总共占比9.7%。
第二,所有样本企业所在东道国涉及各个大洲,其中亚洲占比最大,达37.31%,大洋洲占比最低,仅2.99%。中间分别为美洲、欧洲、非洲,占比分别为17.91%、23.13%和18.66%。
第三,就“一带一路”政策而言,有78个样本企业所在东道国为非“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占比为58.21%;56个样本企业所在东道国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占比41.79%。
第四,在企业的国际化经验上,从企业进行跨国经营的时间来看,有17.17%的企业有30年以上的国际化经验;19.4%的企业有21-30年的国际化经验;大多数企业有着11-20年的国际化经验,占比达33.58%;而29.85%的企业有仅有10年以下的国际化经验。从企业进入的国家数量来看,有0-10个国家经营经验的企业最多,为37家,占比27.61%;其次为有50个国家经营经验的企业,占比26.13%。
最后,在企业所处行业类型方面,样本企业涉及各个行业,其中占比最多的是制造业,达到了35.82%;接下来是建筑行业,占比32.09%;国际贸易和电力及能源行业分别占比15.67%和7.46%;其他类别行业总共占比8.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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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结论与展望
6.1研究结论
尽管现有研究已经揭示了中国跨国企业在母国国内的管理者社会关系对企业国际化的重要作用,但关于中国跨国企业是否能够利用其在东道国的管理者社会关系来支持其进入东道国市场后的经营,并提高其海外绩效?这个问题仍未得到充分的探讨。基于此,本研究将中国跨国企业在东道国的管理者社会关系分为商业关系、政治关系和同胞关系三类,并得出它们对中国跨国企业海外绩效的积极促进作用,从而填补了此前研究的空白。其中,同胞关系效果最为显著,其次是商业关系,最后是政治关系,并且,同胞关系可以替代商业关系的作用,但与政治关系相互补充。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同胞关系和政治关系之间的互补效应也会更强。
参考文献(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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