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下组织应变能力对越南外贸企业绩效的影响探讨—

本文是一篇企业管理论文，本研究仅利用SPSS的相关分析与回归分析，所使用的分析工具较为单一，对于文中研究的内容，分析了组织应变能力、高管人员信心以及企业绩效三者间的相互作用关系。
第1章绪论
1.1研究背景及意义
1.1.1研究背景
随着全球一体化，对外贸易成为国民经济发展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环节，国家可以通过对外贸易将具有优势的产品输送、出口至国外，为全球提供更具有成本优势与质量优势的产品，也提升了本国的国民经济收入。对外贸易成为一国发展对外关系的纽带和手段。越南位于东南亚，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自1975年越南全国统一以后，经济发展便成为越南国家的主要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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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进一步促进越南经济发展，越南增加出口贸易作为经济发展的主动力。自1986年以来，越南对外贸易主要为原材料，利用本国的资源禀赋优势出口相关资源，包括热带水果与纺织品类，越南的热带水果在其周边国家十分畅销，尤其是中国，所出口的热带水果主要包括椰子、芒果等；纺织品包括纱、线、天然丝、人造丝、化纤长短丝、弹力丝、金属丝等等纺织原材料，以及针织布、服装、饰品、家纺用品、手套、帽子、袜子、工艺品等等。越南与周边国家的贸易十分发达，与中、韩、日、美、泰等国家经济关系密切，每年的进出口额也在不断增长，美国和欧洲是越南对外贸易的最大市场，而中国则是越南的最大进口来源地。
2020年初新冠疫情的爆发与蔓延，越南的对外贸易受到了极大的影响，由于新冠疫情的爆发，原本正常进行的国际贸易受到限制，各国对于进出口商品把关极为严格，国际运输也受到了限制，进而带来了人员限制、汇率波动等，这给越南外贸企业生存与发展带来了巨大的挑战。随着新冠疫情的蔓延，距离最早发现疫情已经过去了两年多，但在全球范围内新冠疫情依旧处于高感染状况，因此面对着疫情常态化情况，越南外贸企业短时期内表现的是企业营业收入下降、外贸企业发展困难等问题，但从另一角度来看，说明越南外贸企业自身也存在竞争力差、组织应变能力薄弱等根本性问题。当遇到新冠疫情这类公共卫生事件时，越南外贸企业在传统运营与盈利模式下很难快速转变经营模式；当新冠疫情发生时，外贸企业绩效出现滑铁卢式跌落，甚至许多小型外贸企业就此倒闭，造成部分人员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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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国内外研究现状及分析
1.2.1中国相关研究综述
2020年初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给全球经济带来了巨大的打击，由于此次疫情具有传播速度快、传播范围广等特点，各国都加紧了新冠疫情的控制与治理工作，对外贸易在新冠疫情下受到了极大的打击[1]。中国学者吕琳琳（2021）以美的集团为研究对象，针对企业的偿债能力分析、营运能力分析、盈利能力分析以及发展能力等进行全面分析，最终得出新冠疫情给美的企业带来的负面影响，进而总结出新冠疫情给中国的制造业带来了原材料的预付账款损失、企业需求端跌落、一些企业资金链断裂、企业亏损风险增加等系列负面影响[2]。郑莉莉和刘晨（2021）以A股上市公司2018年至2021年以来季度数据进行分析，发现新冠疫情对于企业的影响关键点在于企业内部控制质量方面，内部控制质量较强的上市企业其应对新冠疫情所带来的风险具有更强的抵御能力，尤其在对外贸易模块，面对新冠疫情带来的负面影响，企业能迅速调整战略方向与目标，使企业快速度过难关；而对于内部控制质量较差的企业，在新冠疫情的冲击下，则更容易带来企业绩效的下跌[3]。章琪乐等学者（2021）截取了中国海关总署的相关数据，针对新冠后疫情时代下中国外贸企业的发展现状进行深入分析与总结，总结出自2020年初新冠疫情爆发以来，中国的外贸企业受到了极大的冲击，面临的主要冲击有以下几方面：国际市场需求大幅下降、物流风险增加、运输成本上升且运输渠道不通畅、外贸资金链压力极大且诸多线下展受到阻碍。而到2020年下半年，随着中国新冠疫情逐步得以控制，中国外贸企业也随之展现出了强有力的发展势头与发展态势，中国的外贸企业通过跨境电商平台、企业转型、开拓新型市场等模式，逐渐从新冠疫情的影响中走了出来[4]。于震（2020）对新冠疫情下中小微外贸企业进行研究，并得出在短期内，新冠疫情对于中小微企业的对外贸易影响是十分严重的，但随着疫情的控制正进行的恢复；中期内对于新冠疫情所带来的影响应当认真谨慎对待，但整体是可以控制和掌握的；长期来看，疫情影响更是深远的，但是依旧可以通过一定的手段来化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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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相关理论基础
2.1组织应变能力相关理论研究
2.1.1组织应变能力概念及内涵
当组织在复杂的环境中生存，必然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风险与不确定性，而这种不确定性与风险性是不可预知的，其所造成的后果也是不可预计的，如何当风险和不确定性来临时使组织顺利应对，则要求企业具有一定的组织应变能力。组织应变能力是与组织的重大风险对立的概念，中国学者胡象明（2020）将重大风险定义为一种后果影响较为严重的现象或行为，即与人们所处地的经济环境、社会发展环境紧密相关的，发生以后可能会造成整个社会或一个区域严重后果和影响的危害性事件[26]。中国学者容志（2021）将组织应变能力从中国共产党执政方面进行了阐述与梳理，他认为组织应变能力主要是针对组织在面临重大风险时，所能够及时迅速的对风险进行识别与评估，并灵活应变的能力。具体来讲，组织应变能力是指面对外界极为不确定性和风险中，组织能够迅速做出反应，结合现实问题与客观需要，动态调整组织的战略性方向，对组织运行和发展做出及时反应，快速将问题解决，进而最大限度地降低组织遭受的损失，因而，组织应变能力包括四个特点，价值管理能力、组织决策能力、跨域协同能力以及组织调适能力[27]。
本研究将组织应变能力定义为当组织面对突发性意外事件时，能够迅速地做出反应，并结合自身条件与外部环境特点等及时寻求到合适的方法，最终使得突发事件或意外得以妥善解决，最大限度地维护了组织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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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高管人员信心相关理论研究
2.2.1高管人员信心概念及内涵
高级管理人员是指在公司管理层中担任重要职务、对公司进行经营管理、掌握公司重要信息的人员，高管人员通常是公司的重要决策者、战略制定者，对公司的主要章程、经营成果、发展战略等起着主要责任的人员。而高管人员信心则是指高管人员的一种对不确定性和危险的认知中所传达出来的一种乐观心态与信心。当公司处于发展的不确定性时，高管人员所表现出来的一种乐观应对策略。这种应对会产生一种诱发机制，进而会扩展高管人员的创造潜力与能力。当企业面临新问题时，高管人员会结合自己以往的经验与认知，以一种乐观的、积极的态度做出基于外部环境指示的最有利于企业发展的价值决策。而这种乐观、积极的决策方式一旦形成，将会使其以某种固定的信念或思维方式去选择发展方向，并时刻以一种积极的态度去寻求企业的发展之道[35]。
2.2.2高管人员信心相关理论
众越德（2020）在分析企业高管人员认知与信心时，通过问卷调查法取得相关数据，并运用相关分析与回归分析对收集到的数据进行处理，得出以下结论：第一，高管人员的认知影响着企业正向发展，即高管人员认知的构建与企业正向发展呈正相关关系；第二，当企业面对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时，企业所具备的战略能力越强，企业绩效越显著；第三，高管认知、企业战略能力、企业绩效三者成为一个闭环，三个指标间存在着相关关系，其中企业战略能力是高管认知与企业绩效两大指标的中介性指标。陈德英认为，管理者的认知能力可以进一步推动企业能力构建，企业是由不同层级的管理人员与一般员工所构成的，而不同层级的管理人员与一般员工的认知方面有所不同，因此站在不同角度上所处理问题的方式和范式有所不同。彭晋荣（2015）将农商行的高管人员信心与农商行的发展二者间的关系进行深入研究与分析，她认为高管人员的信心有利于农商行经营局面的开展，高管人员的信心涉及到农商行资源创新性组合，另外，高管人员信心还可以提高农商行的管理水平与管理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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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模型构建与研究假设....................14
3.1理论模型的构建..................................14
3.2研究假设的提出...................................15
第4章研究设计与数据收集...........................18
4.1问卷设计......................................18
4.1.1统计变量设计...................................18
4.1.2组织应变能力量表...................................18
第5章实证分析与假设检验...........................21
5.1描述性统计分析................................21
5.1.1样本描述................................21
5.1.2信度与效度分析.....................22
第5章实证分析与假设检验
5.1描述性统计分析
5.1.1样本描述
本文对以上收集来的284份调查问卷进行统计，具体统计见表5.1。

企业管理论文参考

由表5.1所示，对收集到的284份调查问卷进行梳理与统计，最终得出问卷的样本描述性统计表。
性别方面，所调研的284个样本中，男性有198人，占样本总量的69.72%；女性有86人，占样本总量的30.28%。越南的外贸企业的中层以上管理人员中，男性数量绝对比例高于女性数量，男性在职场中占据主要地位。这一样本的性别比例与越南外贸企业当前人员构成结构一致，因此样本具有一定的有效性。
年龄方面，所调研的284个样本中，18-25岁有24人，占样本总量8.45%；26-40岁有124人，占样本总量43.66%；40-55岁有85人，占样本总量的29.93%；55岁以上有51人，占样本总量17.96%。年龄结构中，26-40岁的中层以上管理人员数量最多。
企业位置方面，所调研的284个样本中，位于越南北部地区企业的高管131人，占样本总量的46.13%；位于越南中部地区企业的高管68人，占样本总量的23.94%；位于越南南部地区企业的高管85人，占样本总量的29.93%。越南的政治与经济中心的首都河内位于越南北部，因此北部分布的企业较多。本次本样采集中位于越南北部的企业数较多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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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章研究结论与启示
6.1研究结论
（1）人口统计学方面，性别、年龄、企业位置、企业性质、企业成立年限、企业职工人数等7项指标在问卷数据的描述性统计中，其每一项的构成比例与越南外贸企业在新冠疫情下的管理现状较为符合，能体现出越南外贸企业的实际情况。因此说明本研究的调查问卷具有一定的可信度，同时也为越南外贸企业在新冠疫情影响下的发展方向与发展模式提供人口统计学方面的建议。
（2）高管人员信心的决策导向指标在组织应变能力与企业绩效间存在着正向的中介作用。通过前文分析，决策导向在组织应变能力的价值管理与企业绩效之间、组织决策与企业绩效之间均起到了中介作用，即当不引入决策导向指标和同时引入决策导向指标时，价值管理和组织决策的回归系数分别有所提高，即企业在面对突发性事件时其所表现出来的价值管理和组织决策等，均会受到高管人员的决策导向影响，当高管人员对自己所做的决策有较大把握、且能理性分析和甄别危机情况等，均会为企业带来决策的正确与可靠性。
（3）高管人员信心的自我提升指标在组织应变能力与企业绩效间存在着正向的中介作用。通过前文分析，自我提升在组织应变能力的组织复盘与企业绩效间起到了中介作用，当不引入自我提升和同时引入自我提升指标时，组织复盘的回归系数有所提高。当企业的高层管理人员更注重自我提升时，他们会影响着企业在经历过突发性事件后，能够及时对事件的预兆、发生、解决、经验等及时的总结和复盘，将好的或坏的做法总结复盘为下一次应对突发性事件的经验。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