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能否推动产业结构调整

本文是一篇国际贸易论文，笔者认为由于各国各地区产业结构偏向各异，基础收入条件、科教文卫支出、研发条件及主导产业各有特点，数字化发展对产业结构带来的影响不同，因而各国应该将自己国家调控的重点放在自己的增强已有数字化设施和弥补数字化短板上。
1  引言
1.1  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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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次科技革命浪潮下，国家产业结构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产业转移的规模越来越大，产业的技术水平及层次越来越高，商品来源地越来越集中……种种特征都作用在产业的产出和劳动层次中，最终对一国的产业结构造成影响。经济学家樊纲提出中国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的转出与技术密集型产业的承接是应对国际经济竞争的战略需求，为维持利润，企业将生产转移至成本相对较低廉的地区符合经济逻辑。同时，历史经验表明，技术进步是产业结构升级的内在驱动力，新兴产业往往会超越传统产业逐渐成为产业体系中的主导产业，并通过产业关联、技术扩散等效应带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以上因素均导致国家间产业结构存在诸多变数。数字技术作为第四次工业革命的重要引擎，是通过何种方式促进和催生产业部门调整，进而改变一国的产业收入情况、劳动力投入结构以及出口格局的？相对于传统产业结构，各国间产业结构的变化存在哪些共性和特性，数字经济时代产出、就业和外贸结构将符合何种发展规律？不同经济体间不同的数字经济发展程度，是否导致了产业结构间影响的不同？数据作为新一类生产要素，在数字经济中作用的提升究竟更有利于实现竞争赶超还是低端锁定等各类问题不断涌现，亟待思考和解决。
结合以往研究，本文认为数字经济具有以下两个值得注意的特点，与回答上述问题密切相关。第一，受益于第四次工业革命而发展起来的数字经济涉及通用技术的革新，因而符合通用技术的外溢性和技术进步的特征。产业对于技术具有选择性，对于淘汰落后产能、提升生产能力，全面提升产业具有的基础性特征具有关键作用。通用技术往往包括信息技术（IT）和通信技术（CT），而智能产品包括了半导体和智能硬件等。信息技术负责管理和处理各类数据信息，决定了数据传递、价值创造的效率；通信技术由之前的2G发展到如今的5G，是基座建筑中的连接管道，在核心层起到了信息传输载体的作用。而半导体与智能硬件相当于“通信的骨骼”，能够为人机交互，使用各类硬件提供可能。同时，由数字经济衍生出的各类需求也使得物联网、云计算、人工智能等符合数字经济要求的科技发展不断涌现，倒逼社会的数字化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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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研究内容与逻辑框架
基于本文的研究背景，文章首先通过建立数字经济的多部门一般均衡模型，综合考虑数字经济的三个特点。模型中，每个产业都一定程度的融入和发展着数字经济，但是各个产业对于数字经济的接受和使用程度存在区别。这体现了数字经济是具有新型基础设施属性的通用技术的特点。每个产业中资本和劳动采用常替代弹性技术复合形成了增加值投入，从而刻画了传统生产方式。数字经济服务与传统生产方式之间具有一定的替代性，但是与资本和与劳动之间的替代弹性相等，这体现了数字经济对劳动或资本都可能产生偏向的替代性的特点。
已有研究证明数字经济发展对于我国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起着重要作用，兼具有经济特征与技术特征的数字经济对于国家产业结构转型是否会有不同的影响？本文研究的总体目标是解答上述问题，确定数字经济发展对国家产业结构调整的直接影响，以及划分区域与产业特征的异质性影响，它将通过以下具体目标实现：
文章分为七部分，第一部分，基于宏微观视角，分析本文的研究背景，对于中国与主要国家产业基础状况做描述性统计，提出相应的研究问题与假设，并指出可能的创新点与研究意义；第二部分，针对“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两类关键词进行文献综述，揭示三者间关系，从理论层面确定数字经济发展对于产业结构的影响机理，确定传导机制，明确研究问题；第三部分，基于文献结论，完善三者间作用路径与影响机制；进行数字经济与产业结构的特征事实描述，基于国际视角对比得出中国与其他国家间的产业结构历年来的变化情况，给出事实依据。第四部分，采用C-D生产函数以及CES生产函数进行单一部门的比较静态分析和多部门一般均衡分析，通过数理推导测算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劳动力就业结构之间的关系，并提出相应的研究假设。第五部分，分别指出各指标的数据来源与测度方法；第六部分，构建面板数据模型，通过LSDV进行实证分析，并基于国别异质性视角，分别选取14国样本与151国样本1991-2019时间段内的国家级数据，进一步分析产业结构变动的深层次差异，并进行相应的机制分析和稳健性检验。第七部分，根据研究内容得出结论，给出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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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文献综述
2.1  产业结构调整
2.1.1  核心概念界定
首先对于国家产业结构的概念进行界定，产业结构是指一定时期内，在技术与经济水平的影响下三大产业比重与份额情况，反映了一定时期内，由于内部因素与外部增长共同作用情况下，三大产业的要素投入（就业结构）、生产产出份额（产出结构）情况，以及商品在国家间的流动变化（外贸结构）。
长期以来，人们对于一国产业结构调整（变化）存在众多理解，总体而言，这些研究多将国家产业结构的调整归结于为比较优势或动态比较优势的变化。1978年的威廉·配第指出英国的发展得益于工业的利润大于农业，而商业的利润则更多，因此合理的结构调整应该是从农业到工业、再由工业到商业（张辉等，2019）。与之相同的还有雁阵模型理论，基于对日本棉纺工业的研究，赤松要归纳出不同国家发展水平下分梯度的雁形产业结构（赵建吉等，2014），认为经济发展水平较好的国家为领头雁、较发达地区是产业结构调整的中坚力量、欠发达地区多需要牺牲资源换产业，为产业结构发展中的尾雁，作为领头雁的经济发达地区,不仅通过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实现产业结构跃迁，还通过直接、间接投资和贸易将成熟期产业转移给较发达地区，从而形成一个连续的“雁阵模型”。弗农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从最终产品端入手，考察了产业结构变革与产品的形成-成熟-标准化等阶段的关系，他认为一国对于产品生命周期的关注也催生了国家产业结构的变化；在此基础上，小岛清将雁阵模式与生命周期理论结合，提出了“边际产业扩张理论”，认为各国产业结构进行调整的产业会优先从母国已经或即将处于比较劣势而在东道国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即边际产业进行。随后，英国的邓宁（1988）在其出版的《国际生产与跨国企业》书中系统提出了国际生产折衷理论，将国际贸易理论、产业组织理论以及产业区位论融合起来，通过公司的“所有权优势”、市场“内部化优势”和东道国的“区位优势”三个维度，综合地解释了国家产业结构调整可能受到的各类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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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数字经济研究
2.2.1  概念界定
上世纪90年代就已出现数字经济的概念，1995年，加拿大管理学家唐·泰普斯科特出版了名为《数字经济》的著作，被认为是最早提出数字经济概念的人之一（向坤，2017）。此后，一系列著作如《信息时代：经济社会与文化》、《数字化生存》等一系列经济和管理著作，让数字经济的理念得到共识。政府也不得不开始重视数字经济的新发展，日本政府通产省最早开始使用数字经济的概念，1998年美国商务部发布第一份数字经济相关的报告，下属机构商务部经济分析局发布了新兴数字经济两部报告，认为数字经济应包括信息技术生产产业（IT-producing Industries)、信息技术使用产业( IT-using Industries)与电子商务（Electronic-commerce)三部分。
进入21世纪，各国开始纷纷制定数字经济发展战略，期望通过发展数字经济来实现经济跃迁和产业结构调整，OECD将其研究成果《互联网经济展望》更名为数字经济展望，并在2018年《数字经济测度框架》中提出通过交易的性质界定和统计一项经济活动是否属于数字经济。我国最早于2016年G20杭州峰会提出了数字经济的定义，“数字经济指的是以数字化信息与知识作为生产要素，以信息化网络为载体，以ICT的使用来促进效率提升和宏观经济结构优化的经济活动总和。”信息通信研究院指出，数字经济是包含数字化生产要素，数字化技术以及现代信息网络为重要载体的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是改变传统产业结构、改变和重构经济发展与社会治理模式的新型经济形态。数字经济成为继农业经济、工业经济后的更高级社会经济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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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数字经济与产业结构的特征事实.............................. 12
3.1  数字经济的发展特征............................................ 12
3.1.1  数字经济体量连年增长.......................... 12
3.1.2  数字经济渗透率不断提升............................ 14
4  理论机制分析.................................... 19
4.1  单一部门的比较静态分析...................................... 19
4.2  多部门动态一般均衡分析................................. 22
5  变量选取与样本选择..................................... 34
5.1  变量选取....................................... 34
5.1.1  核心解释变量：数字经济发展水平........................... 34
5.1.2  被解释变量：产业结构调整..................................... 35
6  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产业结构影响的实证分析
6.1  基准回归分析
6.1.1  数字化赋能基础设施基准回归
由于中国、美国以及世界其他国家数字化赋能基础设施的数据统计更为详细和系统，且数据较为全面，覆盖了数字基础设施（软、硬件以及人口构成和建筑的相关情况），因而优先采用数字化赋能基础设施的相关数据进行基础回归，验证数字经济发展情况对于产业结构的影响。
基础回归本文选取中日韩、美国、德英法以及东南亚和拉丁美洲14个国家为面板样本，选取其1991-2019年的面板数据作为研究对象。国家产业的相关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WIOD数据库、贸易情况的数据来自于UNCTAD数据库，数字化赋能基础设施的情况及测度来源于国际电信联盟（ITU）以及UNCTAD联合公布的数字经济专题相关数据；
对于数字基础设施与产业结构的研究参照张辉等（2021）描述性部分国家的选取，基础回归部分选取经济体量较大的中国、美国、韩国、日本、欧洲的英法德以及东南亚的越南、新加坡和印度尼西亚、拉丁美洲的巴西、墨西哥、阿根廷和智利等14个国家11，采用LSDV12的方法进行回归。为了弥补基准回归中非随机选择样本可能带来的解释力下降，同时通过数据筛选的方式抽取数据质量较好的151个国家和地区的数据，进一步进行回归，6个模型的豪斯曼检验结果P值从0至0.690，卡方值从19.9到1780，均可以显著拒绝差异非系统性的原假设，选用固定效应模型，采用国家-时间的双重固定效应，包含聚类稳健标准误后的回归结果如下表所示：

国际贸易论文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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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结论、建议与展望
7.1  结论
基于理论分析模型，本文发现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可以通过三个方面作用与影响产出结构与劳动力就业结构，服务国家数字化转型升级与利用效率提高，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变化直接作用和影响到技术进步路径和成本优化，除直接作用到厂商生产函数的成本函数中，也通过不同的行业匹配程度来体现不同的作用水平，而数字经济发展的偏向性又改变了资本和劳动的投入占比，进而影响各部门的产出结构。各国间数字经济发展的失衡也可能导致成本函数不同的差异，进一步影响一国的产业结构。本文给出了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和劳动力分配份额变动方向的条件，并通过数值模拟进行了基本的定量分析。本文拓展了关于数字经济对宏观经济结构性影响领域的研究，这一领域的研究结论是多维的，新的研究视角不断涌现。
基于实证结果，本文的研究结论包括：第一，数字经济对产业结构的影响并非单一化的，数字化赋能基础设施的指标表明国家数字经济的发展会显著提升一国工业在总产出中所占比重，但是国家数据要素的普及程度的提升可能更有利于一国服务业所占比重的改变；第二，数字经济的发展对于货物和服务贸易占比为主的外贸结构影响更程度更大，归根结底在于数字经济本身对于第二产业优化升级与淘汰落后产能影响更为直接，这直接改变了第二/三产业的进出口份额，进而对外贸结构产生影响。其次，外贸中第一产业进出口的弹性较小，数字经济对该产业的替代性较弱，从而使得第二/三产业的变动程度更为剧烈。机制检验部分证明技术进步路径可能存在部分中介效应，作用的大小与所选择的数字经济衡量指标间存在一定关系。第三、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对产业结构的调整具有国别特征，针对中等高收入、高收入国家的调整作用尤其明显，而针对低收入国家作用强度较小。针对数据基础发展程度的异质性分析也表明较高数据基础的国家往往越能利用数字经济的发展契机实现第三产业产出和就业的偏向性提升，而对于数据基础设施薄弱的国家，其数据要素在国家产出和就业方面的作用可能未得到充分合理的利用，进而影响了数字经济在二三产业层面偏向性作用。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