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高质量发展组态效应对区域创业水平的影响思考

本文是一篇创业管理论文，本研究仅探讨了经济高质量发展组态与区域创业的静态关系，未考虑随时间推移所发生的动态演化，今后可考虑引入杜运周等（2021）提出的多时段多线性增长QCA方法，通过多时段深度挖掘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演化对区域创业的影响，进一步提升结论的稳健性。
第一章绪论
1.1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
1.1.1研究背景
长期以来，创业被视为推动创新以及造就更大经济或社会价值的重要手段（Ahmed A McQuaid R W，2005）。改革开放至今，我国历经了五次创业热潮：1978年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探索，打开了中国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崭新局面；1984年经济体制改革，制定了公开透明的市场准入标准和支持政策，出台了中小企业服务体系建设指导意见，实现了经济可持续发展；1992年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为重点，实现了贸易自由、产权明晰、竞争公平、价格灵敏、企业优胜劣汰，为创业提供了有利的市场机制；1998年互联网革命，鼓励人人皆可创新，人人皆能创业，激发创业者产生创业冲动；2014年李克强总理鼓励“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体现了我国通过创业活动带动就业和刺激经济增长的意图已上升至国家发展方略。可见，创业活动对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然而，能否激发创业者产生创业冲动投身于创业，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创业者所属区域的创业“土壤”。因此，如何营造适宜的创业“土壤”提升区域创业水平已成为政府、商界、学界共同关注的话题与焦点。 一些研究从宏观背景因素（制度因素和经济因素）（石超等，2022）、创业生态系统（市场规模、人力资源、金融资本、硬件设施、软件设施和政府规模）（郝政等，2022）、营商环境（政府效率、人力资源、金融服务、公共服务、市场环境和创新环境）（杜运周等，2020；张卫东等，2020）等方面论述了区域创业活跃度所受的影响因素。然而，这忽略了新时代新发展理念对生态和共享的强调，事实上，区域创业贯穿于区域的经济、社会、生态、文化发展的各领域和全过程。
随着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在经济高质量发展战略指导下，廓清怎样的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土壤”，即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组态更利于促致本区域创业活跃度？是一个既有理论价值又具现实意义的论题。
1.2研究思路框架、方法及创新点
1.2.2研究方法
本研究坚持理论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通过回顾和梳理大量相关文献，阐述了经济高质量发展组态与区域创业水平的作用机理，结合计量模型，挖掘什么样的经济高质量发展“土壤”更利于促致区域高创业水平。具体研究方法如下：
（1）文献研究法。第一、系统的搜集并阅览全球关于经济高质量发展期刊文献和报告，特别是国内政府报告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解读。第二、整理国内外与创业有关的各类报告、期刊、著作等资料。第三、查阅关于QCA方法运用的相关文献资料，等等。
（2）变异系数—主成分模型。变异系数赋权法是直接提取原始数据中的信息，通过求取均值、标准差，进而求出变异系数，从而实现各指标的赋权，具有简单适用和客观的特征。主成分分析赋权法（CAP）是采用“降维”的思想，将多个变量转化为一个或几个覆盖多个变量信息的代表变量，具有清晰、简便和客观的特征。
（3）QCA方法。QCA方法是基于集合论和布尔代数的分析方法，有以下几个特征：样本量可大可小、存在因果不对称性、结果具有等效性、可处理多因素的交互影响，这些特征与本研究探讨的前因变量经济高质量发展的6个一级维度对结果变量区域创业水平的影响主题非常相符。
第二章相关理论与文献综述
2.1理论基础
创业研究是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最早要追溯到20世纪60年代，从最初的相对独立的碎片化研究，到逐渐形成其自有体系，巨大的发展和进步有目共睹（Davisson，2016）。
2.1.1创业学理论
创业研究发展至今，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创业研究1.0—主体化”（1959—1989年），创业研究深受古典经济学和心理学的影响，聚焦于研究创业行为的主体能动者，如创业者的特征（Schumpeter，1934）、创业企业特质（Sexton et al，1985）和绩效（Cooper et al，1994）等等。第二阶段“创业研究2.0—场景化”（1990—2009年），随着社会学、心理学、经济学和管理学等诸多学科领域学者对创业研究的关注，创业研究进入了关键转折期，学者们不局限于关注创业者特质，还关注创业机会、创业资源（Shane et al，2000）、创业战略（Dowling et al，1994）、创业导向（Lumpkin，1996）等对创业影响。第三阶段“创业研究3.0—生态化”（2010—至今），创业研究进入多元化，学者们除了关注到创业机会和创业资源，还进一步关注到创业情境（Miller，2012；Webb，2009；Shu R et al，2018）、网络（Corbett et al，2005）、创业生态系统（Cavalloet al，2019；蔡莉，2021）等等。
（1）创业研究1.0—主体化
创业研究早期，涌现了一批应用特质理论的古典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派主流学者（Low et al，1988），他们对创业者特质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其中，RichardCantillon①首次提出了“创业者”的概念，他将创业者形容为“冒险者”，通过承担风险以获得未来的利润。除此之外，还有学者集中研究创业者特征和创业者心理，逐渐形成了创业者特质理论学派（蔡莉，2019；张玉利，2009）。之后，萨伊基于宏观经济学角度提出了著名的萨伊定律（SaysLaw），强调创业者在企业的生产过程中既是协调者，又是管理者的角色定位。这样的基础定位变相地转移了创业者的“特殊性”，同时强调了创业者在企业管理和经营中的价值创造。
2.2文献综述
2.2.1政策制度因素与创业的关系研究
创业政策、制度可从多种角度进行分类，如按Rothwell et al（1985）的分类方式，可分为供给、需求和环境三类；也可根据时间的长短划分，分为长期政策、中期政策和短期政策（Paperin，2011）。基于以上观点，本研究考虑到初创企业的特征，以及初创企业对于资金需求性，将其分为金融政策和其他政策。具体来看：
（1）金融政策对创业的影响
大量的国内外研究表明，低利率贷款的获取、融资约束壁垒的减弱、小企业信贷筹资信用保证对新企业的建立有较大影响。在发展中国家，创业资金、融资约束，以及金融体系的不完善是激发创业者创业的巨大障碍（Meier et al，1994）改善融资壁垒可显著地提升创业水平（Pennings，1982）。
金融环境对农村创业的影响。信贷约束限制了农民创业，抑制了农村创业水平。信贷的约束与否直接影响了农民的抉择——就业还是创业（Banerjee et al，1993；Ahlin et al，2008），大多数学者认为，信贷约束抑制了农民创业（Paulsonetal，2004；肖华芳等，2011；张应良等，2015）。黄宇虹和樊纲治（2020）指出，在金融环境弱的农村地区，土地确权未能促进非农创业；在金融环境好的村，土地确权对非农受雇与非农创业的作用正好相反。进一步地，学者们总结了农民信贷约束的可能原因，大致可以分为三类：一是金融供给不足。银行等金融机构长期对农民实行信贷配给信贷量、金融产品的多样性均不能满足农民需求。二是信息不对称。信息不对称的直接原因是农民不了解贷款产品和流程表现出对正规信贷需求的抑制（Petrick，2004）。三是农民有限的财富。一般金融机构认为，农民作为第一产业的主导者，相较于工业而言，其财富有限，金融机构处于风险考虑，只能接受小额贷款（郝朝艳等，2012）。
第三章经济高质量发展组态与区域创业水平作用机理...................18
3.1研究问题的界定....................................18
3.1.1经济高质量发展组态的界定.....................18
3.1.2区域创业水平的界定.........................20
第四章研究设计......................................27
4.1研究问题的测量...........................27
4.2研究方法的选取........................28
4.3数据来源............................30
第五章经济高质量发展组态效应影响区域创业水平实证分析...........................32
5.1经济高质量发展组态效应影响区域创业水平路径分析..........................32
5.1.1校准.........................32
5.1.2必要条件分析.................32
第五章经济高质量发展组态效应影响区域创业水平实证分析
5.1经济高质量发展组态效应影响区域创业水平路径分析
5.1.1校准
参照已有学者的研究，将前文测量的前因变量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绿色生态高质量、社会人文高质量、企业发展高质量、经济效率高质量、开放创新高质量和民生共享高质量水平和结果变量区域创业水平按上四分位数、中位数与下四分位数校准，得到了前因变量和结果变量的完全隶属点、中间点和完全不隶属点。如表5-1所示。
同时，对前因变量绿色生态高质量、社会人文高质量、企业发展高质量、经济效率高质量、开放创新高质量、民生共享高质量和结果变量区域创业水平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如表5-1所示，可以发现结果变量区域创业水平的均值为0.4288，标准差为0.2474，最大值为0.6501，最小值为0.2474。前因变量中均值最大的是绿色生态高质量（0.6871），最小的是开放创新高质量（0.1044）；标准差最大的是开放创新高质量（0.0983），最小的是经济效率高质量（0.0524），等等。 第六章结论与启示
6.1研究结论
本研究基于经济高质量发展视角，分析经济高质量发展组态与区域创业水平的作用机理，结合QCA方法，从组态视角探究经济高质量发展组态效应对区域创业水平的影响，得出结论如下：
（1）前因变量局限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单个维度时并不构成区域高创业水平的必要条件，但是高企业发展高质量对激发区域高创业水平起着关键作用。促致区域高创业水平的3种组态路径中都包含了高企业发展高质量，且促致的区域非高创业水平均缺乏企业发展高质量环境，说明如果没有高企业发展高质量环境的支撑创业，即使有高绿色生态高质量、高民生共享高质量，对区域高创业水平也无济于事，因此，区域高创业水平一定需要高企业发展高质量环境的支撑。
（2）促致区域高创业水平的组态路径有3种组态路径，共计4条，体现了促致区域高创业水平的多重实现方式。具体来看，促致区域高创业水平的组态路径是协调共享型（S1，包含S1a、S1b）、兼顾公平型（S2）和均衡驱动型（S3），其中协调共享型的S1a和S1b存在替代关系，而总体上S1、S2、S3之间也存在替代关系。因此，地方政府在激励创业和创业者在选择创业时可以根据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土壤”的情况选择合适的策略。
（3）促致区域非高创业水平的有7条，与区域高创业水平的存在非对称关系。从促致的区域非高创业水平组态NS1—NS7可以发现，高企业发展高质量和高开放创新高质量缺失的情况下，很难促致区域高创业水平，侧面说明了企业发展高质量环境（土壤）和开放创新高质量水平对创业的重要性。进一步地，结合区域高创业水平的组态路径，高企业发展高质量环境对区域创业水平的作用更重要。
（4）协调共享型（S1）、兼顾公平型（S2）和均衡驱动型（S3）的典型案例分析发现，案例的特征基本能与组态路径对应。通过前因变量和结果变量的相对排名发现，促致区域高创业水平组态的核心条件水平总是处于前列，并且与市域政府激励创业的行为也与核心变量保持一致，进一步检验了核心条件对区域高创业水平影响的相关性和组合因果性。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