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承载力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及机理分析--基于中国31个

本文是一篇投资分析论文，本文根据1999-2018年全国31个省份的外商直接投资及其影响变量、构建环境承载力综合指标等数据，使用GLS、GMM及FE的回归方法分析了环境承载力及其四个子系统（环境子系统、经济子系统、社会子系统和资源子系统）交互项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并进一步对比这些关系在我国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的差异性。
第一章绪论
第一节研究背景与意义
自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大量外资不断流向我国市场，促进了我国经济的迅猛发展。整体而言，我国的外商直接投资（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FDI）在近二十年来保持稳定增长的趋势。统计数据显示①，2010年我国实际利用外资的金额为1088.21亿美元，占我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的2.18%。此外，由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公布《全球投资趋势监测报告》的数据表明，中国在2019年引入的外商投资数额高达1381.35亿美元，占我国GDP的1.03%，成为世界排名第二的引流大国。经过近20年的发展，我国外商直接投资总额从1999年的7786亿美元攀升到2019年的88400亿美元，增长了11倍。对比我国东中西部三大地区，我国的外资流量分布体现出显著的区域差异性问题。根据《中国统计年鉴》的数据显示，截至2018年，我国东部地区吸收外资的总额高达63514亿美元，占全国外商直接投资总额的81.7%；而我国中西部地区的外商投资总额仅为7863亿美元、6360亿美元，分别占总额比例的10.1%和8.2%。对于外商直接投资迅速发展的情况下却存在着巨大的区域差异问题，引发了大量学者对于外商直接投资影响因素的研究。 研究发现影响外商直接投资的因素可大致归结为以下方面：第一，我国经济发达程度和市场需求与购买力对FDI具有显著的影响，且FDI的聚集效应对吸引外资流入具有强烈的促进效用（Kwan and Cheng，2000；许罗丹、谭卫红，2003）。第二，劳动成本优势（包括低劳动成本和运输成本）是外商进行投资决策时考虑的重要因素，特别是投资的区位选择会充分对比这一要素（Buckley，1988；魏后凯等，2001）。第三，东道国的资源存量和相对技术水平也是FDI的主要因素（Borensztein et al.，1998；刘荣添、林峰，2005）。第四，进行外商直接投资过程中会受到当地政策影响，包括消极的环境规则限制和积极的政策优惠鼓励（鲁明泓，1999；Xing and Kolstad，2002；郭红燕、韩立岩，2008）。然而，随着外商直接投资的高速发展，在刺激当地GDP不断攀升的同时，带来了严重的环境污染和资源损耗等问题。
第二节研究目的与方法
一、研究目的
鉴于现阶段外商在我国的投资数额与范围不断扩大，外商直接投资在带来经济效益的同时，也对我国的环境、资源等造成一定的损耗与破坏。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为刺激经济增长，实施鼓励外商在华投资的优惠政策，实施“先污染后治理”的发展战略。但现阶段我国正处于由高速度向高质量发展转型过程，我国各省或地区在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时也逐渐重视环境、资源等综合因素，政策制定不仅仅围绕经济这一因素。大量文献单独分析环境污染、经济增长等与FDI的关系，较少研究从综合角度即分析环境承载力与FDI的关联。因此，基于已有文献，本文试图构建环境承载力的综合评价指标，并探索其对外商直接投资的作用结果。本文通过1999-2018年的中国省级面板数据，以外商直接投资为研究对象，深入挖掘环境承载力及其四个子系统的交互作用机制对FDI的影响；考虑到我国不同区域的经济发达程度、资源、环境状况等分布不均衡，将我国分东中西三大地区进一步进行区域差异性对比，从而了解我国不同地区影响FDI流入的主要因素，最后针对不同区域的环境、资源和经济等现状提出相适宜的政策建议。
二、研究方法
本文主要利用文献研究法等四种研究方法，对环境承载力及其子系统（经济、环境、社会和资源子系统）与外商直接投资的关系进行深入研究。
（一）文献研究法
首先阅读并梳理大量国内外学政界有关于外商直接投资的论文、会议、著作及政府相关的政策，了解外商直接投资相关问题的研究现状，梳理外商直接投资的主要影响因素与作用机制、环境承载力指标构建方法，从而明确本文的研究思路、创新与不足；其次通过查阅《中国统计年鉴》、各省份的《统计年鉴》以及宏观经济等数据库，收集并整理对外直接投资及环境承载力各指标数据、影响外商直接投资的其他主要变量的数据。
第二章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设
第一节环境承载力与外商直接投资
传统的FDI理论认为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是为了凭借自身的比较优势，使用过剩资金来获取高额利润的过程（吴彬、黄韬，1997）。外商进行对外直接投资过程中必定会考虑东道国的政策、资源和经济状况等因素，从而发挥自身优势实现投资利润最大化。国内外学者单独分析了环境污染、聚集经济、人力资本等因素对FDI的影响，较少综合考虑这些因素对FDI的作用方向，导致出现不一致的研究结论。如Zarsky（1999）认为对外直接投资虽然促进东道国经济发展，但同时使其污染严重；而Birdsal et al（1993）表示对外直接投资带来的先进技术有助于改善一国环境状况。这一结果可能的原因是学者在分析环境污染与FDI关系时考虑的影响因素不全面，从不同侧重点进行分析得出的结论也存在差别。故大量文献为从综合角度分析经济、资源和环境等方面的整体状况，逐步构建出综合性评价指标——环境承载力，但这一评价指标与FDI关联尚待深入探究。而环境承载力作为一个综合性的因素，其对外商直接投资的作用机制也更为复杂。
大量文献不仅横向分析了我国各区域环境承载力的差异性，并纵向对比了环境承载力下的子系统发展情况。Wang and Liu（2019）基于“PS-DR-DP”理论模型综合评价区域环境承载力的整体波动状况，该模型包含了三个方面的正反对应指标——“压力—支撑力”、“破坏力—恢复力”、“退化力—提升力”。雷勋平和邱广华（2016）进一步细分并对比了经济、资源和环境子系统的发展情况。环境承载力指标包括了经济、环境等多个方面，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环境规制存在不平衡性，从而区域环境承载力也表现出不同结果。如李影（2015）根据环境承载力综合评价指标将我国划分为四个区域，环境承载力区域差异显著，其中东部地区的得分明显高于西部地区。因此，在分析环境承载力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时，应当考虑到区域差异性对不同地区作用结果的差异。
第二节环境子系统与外商直接投资
在环境方面，已有研究发现FDI与被投资国的经济发展存在正相关关系，但同时对被投资国的环境污染产生负面影响（卢进勇等，2014）。国内外研究表示发展中国家成为了大多发达国家的“污染天堂”，且已有实证分析证明了我国属于“污染天堂”这一假说（刘渝琳、温怀德，2007；吴玉鸣，2007；Keller and Levinson，2002）。但也有研究持有相反的观点，即我国并不符合“污染天堂”假说，且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FDI对我国环境污染的程度也体现出差异性（许和连、邓玉萍，2012）。学者通过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认为FDI属于环境污染的原因，支持了“污染天堂”这一结论。但对比我国不同地区的这种因果关系，潘申彪和余妙志（2005）研究证实了FDI与环境污染之间的关系存在地区差异性。已有文献也进一步得出中部地区FDI非格兰杰的原因（李国柱，2007）。
随着FDI的快速发展，我国环境也遭到恶化，政府逐步推出相关的环境保护政策。如1992年党的十四大强调“环境保护是基本国策”，这表明我国对于环境保护提升到国家发展层面。党的十九大进一步明确“建设美丽中国”的目标，使其成为推动绿色化发展等战略目标的新动力，认为该目标是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因而，我国各省份均逐渐加强了环境规制，限制重污染型外来投资企业。吴玉鸣（2006）研究证实了FDI的流入导致环境规制的强化，但环境规制的强化对外商直接投资发展的减缓作用并不显著。但John and Catherine（2000）通过创建条件对数模型对美国各州引入FDI的研究得出了不同的结论，即环境规制的强化会降低外资流入量。
第三章数据与模型....................................14
第一节模型设定..............................14
第二节环境承载力指标构建........................15
第四章实证分析................................24
第一节回归分析......................24
第二节稳健性检验...................................30
第五章结论与政策启示..........................34
第一节结论.........................................34
第二节政策启示................................36
第四章实证分析
第一节回归分析
基于回归方程，得到的回归结果如表4所示。表中的（1）列展示了环境承载力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环境承载力的系数为0.0415，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说明环境承载力对FDI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即当环境承载力减弱时，外资进入我国的阻力增强。可能的解释为环境承载力作为资源、环境等指标评价体系，其弱化意味着当地的环境与资源遭到破坏或大量损耗等（黄敬军等，2015），从而引起当地政府的重视，进一步加强对外商直接投资的管制，管制加强会增强企业的生产成本（Gray，1987），因而导致FDI随着减少。这一结果与已有研究一致，如List and Co（2000）发现当东道国环境规制较差时，发达国家污染型企业为降低自身处理污染的成本而向该东道国进行直接投资。
列（2）结果显示了环境承载力下的四个子系统与外商直接投资的关系。其中，环境子系统与FDI存在负相关关系，但统计结果并不显著。可以发现，经济子系统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上对FDI具有正向影响（系数为0.131），说明FDI偏好与经济水平更发达的国家。社会子系统对FDI产生显著积极的影响，这也验证了以劳动力为代表的社会方面的因素确实对外商投资决策起到重要作用，尤其是高素质的人才能够吸引更多的FDI流入。此外，资源子系统的系数为-0.0049但结果并不显著，反映了资源子系统与FDI属于负相关关系。例如研究发现煤炭资源属于工业建设的必需能源要素且不可持续反复使用的资源，对一国经济发展具有关键性的作用，而我国近年来煤炭消费数量位于世界前列（崔村丽，2011），为节约我国各项资源的存量，往往会减少资源损耗较高的外资企业流入，因此本文这一结论也符合现状。列（3）至列（5）分别展示了经济与环境子系统、资源与环境子系统以及社会与环境子系统之间的交互关系对外商直接投资的作用方向。可以发现，经济和环境子系统系数为负，但参数估计结果并不显著，说明在引入外资的过程中，经济子系统对环境子系统未产生明显的替代作用。 第五章结论与政策启示
第一节结论
本文根据1999-2018年全国31个省份的外商直接投资及其影响变量、构建环境承载力综合指标等数据，使用GLS、GMM及FE的回归方法分析了环境承载力及其四个子系统（环境子系统、经济子系统、社会子系统和资源子系统）交互项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并进一步对比这些关系在我国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的差异性。
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环境承载力与外商直接投资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且西部地区相比东中部地区表现出更为显著的促进作用。这与已有文献得出了一致的结论（韩家彬、石宁，2019）。据测算数据显示，1999年至2018年的环境承载力指数从-1.69上涨至4.62，而外商投资总额从7785.7亿美元增长到77738亿美元，验证了环境承载力对外商直接投资的正向影响。而西部地区表现出更大程度的影响，基于环境承载力及子系统对FDI的作用机制分析，其可能的解释为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导致西部地区政府评估环境承载力与FDI带来的经济效益时，环境承载力指数越高，越鼓励外资进入；中东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当地政府对于环境规制政策更为严格，从而增加企业生产成本、减少外商直接投资（何玉梅、罗巧，2018；Shadbegian and Gray，2005）。其次，从全国层面上，四个子系统中的社会子系统和经济子系统表现出对FDI显著的促进作用，而单个的环境子系统和资源子系统对FDI的影响在统计结果上不显著。这表明影响当地FDI流入的最主要因素为经济子系统和社会子系统，研究发现外资进入当地进行投资考虑的主要因素包括居民收入、税收等经济因素以及人力资本等社会因素（Coughlin，1991；Borensztein，1998；孙俊，2002）。从分区域对比上，只有东部地区的经济子系统对FDI产生更为显著的积极影响，但社会子系统对FDI的正向影响只有在中西部地区在统计上显著。由于FDI具备强烈的聚集效应（Campos and Kinoshita，2003），东部地区相比中西部地区的经济更为发达，对FDI的影响越大。中西部地区相比东部地区而言，其技术型劳动力稀缺，故人力资本存量水平越高，吸引的外资流入越多（沈坤荣、田源，2002）。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