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社会网络特征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来自我国上市

本文是一篇企业管理论文，本文的理论贡献主要有：通过实证研究首次得出中心度和结构洞丰富度对企业社会责任行为的影响一致；且因为地区发展水平影响信息传递，首次提出地区发展水平对企业社会网络特征与企业社会责任的调节作用；并且在上述基础上进一步研究了中心度和结构洞分别对经济责任和其他责任的影响。
第 1 章 绪论
1.1 研究背景
经济学假设中，“人”不仅仅是“经济人”，同时也是“社会人”。在国人的社会中，由于深受儒家文化的影响，社会关系的地位可谓举足轻重。1998 年费孝通提出了“差序格局”这一概念，揭示了中国社会人际关系的构成——以家庭为核心的血缘关系、活动场所形成的地缘关系为基础，由己及他，由内向外推移，由亲疏远近形成一种“差序格局”模式。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社会关系中最主要的体现是“人情关系”，这种关系最开始是通过血缘、亲缘、地缘建立起来的。大多作为“人情交换”进行“使用”，作为一种纽带，使得关系双方以有价值的物质或情感进行交换（边燕杰和洪询，1999）。新中国成立以来，社会主义再分配体制的出现，使以往的分配制度被取代，因而扩大了现代社会的人际圈子范围，比如熟人、朋友、老乡、校友等逐渐进入差序格局（卜长莉，2003），成为了转型以后的主要关系形式。不同的社会个体之间以各种不同形式形成各种类型的群体，且一个群体的内部成员也可能同时参与其他群体，如此通过跨群体联结现象，个体与个体之间，群体和群体之间就都产生了联结，这种联结构成的网络就好像蜘蛛网一样，通过覆盖社会的各个角落将整个社会都联结起来，最终形成巨大的社会网络。对“社会网络”这一命题的的探索由来已久，上个世纪 30 年代，“社会网络”的概念便开始萌芽，对其概念的初始分析是基于人类学、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进行。后来 Burt 及 Lin 等学者重新定义了社会网络——基于社会网络的基础、以及其构建动机、类型和其表现形式等（Burt，1983；Lin，2001），“社会网络”一词由模糊的隐喻逐渐转变成具有精确意义的实质性概念。再经由对基本概念等研究的发展，形成了现如今多样化的社会网络理论。 1.2 问题提出
上个世纪 60 年代，对董事连锁网络的研究就已经在学术界初露苗头。到 20世纪初期，美国资本主义的公司中，董事连锁网络已经成为了基本特征。基于如此广泛的社会实践基础，国外学者很早便开始探讨关于社会网络的理论与实证问题，关于董事兼任构成的社会网络，国外学者们已经从理论和实践上进行了大量研究，理论已然成熟。与国外相比，我国作为拥有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关系”自古以来就根植于制度文化之中，每个人都在或大或小的关系网络中担任不同的角色，连锁网络的现象显然更为普遍（kevin 等，2000），作为典型的“关系社会”，重视非正式的社会关系已经成为了我国的传统文化(樊纲，1995)，罗家德（2011）也曾指出，在研究我国相关问题的时候适合使用社会网络的理论与方法。基于以上现状，不难发现我国的社会网络特征问题非常具有研究价值。但是国内学术界关于社会网络的研究还处于起步的阶段，关于企业间形成的社会网络也只研究了冰山一角，并未形成完整的体系，且国内学者的研究重点倾向于公司治理层面和企业战略行为层面，如投融资，高管薪酬，公司绩效；创新、并购、国际化等市场型战略，而对企业社会责任这一非市场型战略的影响研究寥寥无几（龙静，2015；李善民等，2015；Mellahi，2016）。
随着社会经济建设的高速发展，我国社会各界对上市企业社会责任问题的关注度也日益增加。关于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动因层面，学者们主要集中在公司和行业层面展开研究：如治理机制、冗余资本、管理层认知观念；行业竞争程度、法律规制以及市场发展程度、政府规制等正式制度因素（姚海琳等，2012；郭岚等，2016；Petrenko 等，2016）。如今，企业社会责任已经从单纯的“商人责任”转变成为了一种战略竞争力资源。根据利益相关者理论，企业从以往的产权结构变成了一张利益网络（张其仔，2001）。
第 2 章 文献综述
2.1  社会网络文献综述
基于国内外社会网络相关研究文献，对企业社会网络进行界定；对社会网络相关概念与理论进行梳理；对社会网络相关研究文献进行整理回顾。
2.1.1  企业社会网络的概念
现有的关于社会网络的文献局限于企业的董事在其他企业兼任董事形成的连锁董事网络，未将董事以外的其他高及管理人员纳入网络范围，但是企业的经营管理活动实质上主要由企业的总裁、经理等实施经营，如此界定社会网络的范围必然导致其与实际所处的社会网络之间出现巨大的偏差(张俊瑞等，2018)。参考陈仕华和马超(2011)的研究，除开企业间的管理与决策者是朋友、夫妻等构成的社会网络，因为这种私人连带关系我们无法进行具体的定义和准确的衡量（谢德仁和陈运森，2012），企业间社会网络的界定需要充分考虑董事、监事和经理、总监等高级管理人员在内，因为企业间社会网络的实际构成并不仅仅由于公司董事会的董事同时在其他公司的董事会中兼任董事，企业的监事会成员，CEO、经理、总监等高级管理人员也可能同时在其他公司兼任董事、监事或者高及管理者，如此建立的联结关系共同构成了企业间的社会网络(张娟，2017)。
基于以上理论基础本文将连锁董事网络的边界进行拓展，提出企业社会网络的概念，将企业治理、经营和财务相关的高管全部纳入，包括负责企业治理相关工作的董事会成员和监事会成员；负责企业日常经营决策相关工作的董事长（副董事长）、总裁（副总裁）、经理（副经理）等；以及负责企业日常财务决策相关工作的财务总监和总会计师等。故而企业社会网络的定义为：如果两个董事/监事/经理等高管在一个公司共事，那么这两个董事/监事/经理等高管是直接相连的，如果一个公司的某个或某些董事/监事/经理等高管同时也在其他公司担任董事/监事/经理等高管，那么两者的联结关系由公司内部拓展到了公司与公司之间。董事/监事/经理等高管之间通过社会网络而建立的直接或间接的联结关系就形成了企业社会网络。
2.2  企业社会责任文献综述
基于国内外企业社会责任相关研究文献，对企业社会责任相关概念与理论进行梳理；对企业社会责任相关研究文献进行整理回顾。
2.2.1  企业社会责任的概念
关于企业社会责任概念的起源最早可以追溯到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当时英国刚刚经历了工业革命，英国一位名叫 Titus Salt 的企业家在 1851 年提出“企业有义务促进社会的发展”，这句话明确表达出了现如今企业社会责任的含义。在酝酿了半个多世纪后，Clark  在 1916 年对企业社会责任问题进行了思考，成为了最早探究企业社会责任的学者，  Dodd  在 1932 年对企业社会责任进行了进一步思考后提出：企业经理人应该具有承担相应社会责任的理念。随后，1938 年Barnard 发行的《经理人的职能》以及 1940 年 kreps 发行的《衡量企业的社会表现》都提出了企业经理人不止有回报股东这一责任。这些学者对于企业和经理人关于社会责任的思考为后来企业社会责任这一概念的正式诞生奠定了基础。
企业社会责任的概念正式诞生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鲍恩在 1953 年提出企业有义务承担相关的社会责任，随后企业和学术界都逐渐开始接受这一观点，但是关于企业社会责任的界定，学术界一直争议不断，其中争议最大的是企业应不应该承担环境责任。关于这个问题的争论，学术界非常直观的分为两派，一派认为企业只有一个社会责任，那就是在市场上进行公开透明的竞争，也就是说企业只需要为股东和员工负责，代表人物有美国学者 Friedman (1991)和诺贝尔经济学家 Hayek；另一派则认为无论是从企业社会契约还是社会伦理的角度，企业都需要平衡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关系，故而企业应该承担相应的环境责任，代表人物有乔治·恩格勒、Wartic 与 Cochrar (1985 )以及 Thomas（1999 )。
第 3 章 研究假设 ............................. 23
3.1  相关文献评述 .................................... 23
3.2  假设提出 ................................................ 24
第 4 章 研究设计.................................................... 33
4.1  样本选择及数据来源 ......................................... 33
4.2  变量选取 .......................................... 33
第 5 章 实证结果与分析.................................... 38
5.1  描述性统计结果 ........................................... 38
5.1  相关性统计结果 ......................................... 38
5.3  多元回归结果 ............................. 39 
第 5 章 实证结果与分析
5.1  描述性统计结果
通过对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便于直观地观察与比较各变量的均值、标准差、极大极小值，分析结果如表 5-1。 由表 5-1 可知，样本企业平均社会责任履行得分只有 27 分（满分 100 分），其中经济责任（权重一致后）平均得分 31（满分 100 分），其他责任（权重一致后）平均得分 17（满分 100 分），显然，企业对社会责任的履行程度十分不理想，并且对经济责任的履行程度明显大于其他责任。
结论
本文以 2010—2017 年沪深 A 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了样本企业构建的社会网络对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程度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1）中心度与结构洞丰富度皆与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程度正相关，因为无论是处于中心位置还是结构洞位置的企业，都需要积极承担社会责任以提高自身的商业合法性，从而赢得边缘企业的积极评价与支持，建立信任合作关系，以获取资源的持续流入。具体而言，中心企业无法完全控制信息和资源流动的准确性和时效性，这些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边缘企业的信息分享意愿和资源支持态度，因此，中心企业需要借助承担社会责任向边缘企业传达——自身的经营原则不是完全自利的，会将自身经营行为对利益相关者的影响纳入考虑范围，且企业承担社会责任象征着承诺自身经营活动不是短期的投机行为而是长期的企业经营，以此赢得边缘企业的积极评价与支持，进而达到关键资源持续流入的目的。结构洞企业固然具有相当的“地利”优势——信息和控制双重优势，但是一旦借助自身位置带来的优势来操纵和控制利益的流向则会造成纷争，从而无法在企业社会网络中建立商业合法性；且中国文化偏向集体主义，掌握沟通关键“桥梁”的结构洞企业极易不受信任，因此结构洞企业也需要通过承担社会责任来建立信任的合作关系以获得关键资源的持续流入。（2）地区发展水平能够负向调节社会网络特征（中心度和结构洞）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因为地区发展水平会影响信息的传递速度以及促使群体达成集体行动，故而弱化了社会网络中中心位置和结构洞位置带来的信息优势。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