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外文化交流对中国入境旅游的影响思考——以孔子学院的

本文是一篇国际贸易论文，笔者认为长期坚持文化外交，建立友好合作的大国形象。中国应继续大力推进我国对外文化交流及城市外交工作，发挥其独有的外交影响力，培养国家间的共识与互信，建立国际友好合作与和平协作关系，为我国入境旅游的发展创造良好的国际环境；

第 1 章 绪论

1.1 研究背景和意义
1.1.1 研究背景
21 世纪以来，随着全球化浪潮的兴起，全球逐渐形成了庞大而贯通的生产、市场与物流网络。国家经济与技术水平的提升与国民对更高生活质量的追求催生了以服务业为重要组成部分的第三产业。1994 年，《服务贸易总协定》将服务贸易定义为跨越国界进行服务交易的商业活动，其主要包含跨境交付、境外消费、商业存在及自然人流动，具体的行业种类也非常多样，例如运输、旅游等等。服务贸易在世界范围内兴起的同时，中国的服务贸易同样也开始了繁荣的发展，其进出口总额从 1990 年的 98 亿美元到 2018 年的 7918.8 亿美元，在 28 年的时间内上涨了近 81 倍，如此迅猛的增速吸引着全球的目光。
在我国众多服务贸易部门当中，旅游服务贸易当属首位。从表 1-1 中我们可以看到，从 2012 年至 2018 年，我国服务旅游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占据了本国服务贸易超过三分之一的比重。另外，旅游业作为综合性极强的产业，其具有相当惊人的产业带动性，旅游业的发展对推动相关产业的兴起与增长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对增加国民收入、缓解就业压力、加深对外开放具有显著的功效，所以旅游领域便具有了十分重要的研究价值。
1.2 研究目的
本文将主要研究对外文化交流会对中国入境旅游产生的影响，并以孔子学院（包括孔子学院与孔子课堂）为例，作为我国对外文化交流的代理变量，进一步明确两者的联系，并分析不同类型的客源国及不同的入境旅游目的对文化交流的入境游效应会造成的差异。旅游服务贸易在极大程度上促进了我国经济与产业结构的转型，极具发展潜力，而中国作为服务贸易逆差国，服务贸易赤字逐渐扩大，在未来或难以用货物贸易顺差填补这一巨大缺口，在这样的宏观环境下，中国政府如何运用文化策略来扭转当前的局面、为本国争取到更多的利益与发展便显得格外重要。本文旨在为中国进一步扩大入境旅游规模、优化入境旅游业结构提出理论支持与政策建议。
本文拟以 41 个中国入境旅游客源国为样本，由于数据的可获得性，研究的时间段为 2004 年至 2017 年；同时，本文以孔子学院为对外文化交流的代理变量，分析其对我国所产生的入境游效应。另外，本文还将会把样本客源国按文化距离远近、经济发展水平高低分为两类，并参考《中国旅游统计年鉴》的做法，将入境旅游目的分为四类，并分别研究在不同的入境旅游目的下，以孔子学院为代理变量的我国对外文化交流的入境游效应是否也会有所不同。最后，为了证明模型结果的稳健性，本文又进行了替换孔子学院变量为同为我国对外交流方式的国际友好城市变量的稳健性检验。

第 2 章 文献综述

2.1 旅游的基本概念
鉴于本文研究主体为我国的入境旅游，故旅游的概念与定义是首先需要厘清的。旅游活动萌芽于 19 世纪之后，而对它的定义一直以来都尚无定论，许多官方定义甚至还存在着自相矛盾的情况（张凌云，2008），故本文于此仅介绍部分在国际上对于旅游具有代表性和流行性的定义说明。
旅游行为从地理空间的角度出发，可大致分为两类：国内旅游和国际旅游，前者主要指国家内的居民离开长住地到国内另一地方去进行的旅游，而后者国际旅游才是本文的研究重点，而对于其的定义探讨则经历了将近五十年的发展历程。在 1991 年，世界旅游组织（WTO）将旅游行为进一步定义为一个人旅行到一个其惯常居住环境以外的地方并逗留时间不超过一年的活动，这种旅行的主要目的是在到访地从事某种不获得报酬的活动，这个定义陆续被诸多国家政府和国际组织采用，在世界上逐渐具有普遍性。
国际旅游按照人员流动的方向可分为入境旅游和出境旅游两类，1979 年，我国国家统计局也对国际旅游者作出了更加贴合我国国情的解释：凡是来我国参观、旅行、探亲等活动的外国人、外籍华裔和港澳台同胞，均属我国的国际旅游者，即我国的入境旅游游客，这也是本文的研究对象，与国内旅游不同的是，我国的入境旅游对流动人员进行了国籍的限制，而港澳台同胞亦属于我国的入境旅游者，这一点也是符合我国实际情况的。
从上面诸多定义当中，我们可以简单地归纳出几点入境旅游所具有的特征：第一，入境旅游游客来自于国（境）外，港澳台地区的游客也归为了入境旅游的统计口径；第二，与国际货物贸易不同的是，入境旅游是一种人的流动，且这种移动具有暂时性，前者可看作为货物与资金的“国际旅游”，而后者则是人员与服务的“国际贸易”（苏建军等，2013），故入境旅游为服务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三，旅游的动机可以是多样的，参与娱乐、休闲、商务、宗教等活动均可归为入境旅游的目的，故其为一种经济、政治、文化等多种属性交杂的社会现象；第四，入境旅游不仅仅是二维意义上的人员从客源地到目的地的单向流动，其涉及到交通网络、基础设施、景区服务、旅游营销等多层面的建设与合作，是三维意义上的立体的空间系统，具有强大的产业关联性。

2.2 影响因子
2.2.1 综合因素
（1）国外研究总结。国外学者对于入境旅游影响因素的讨论研究所采用的研究方法较为多样，且多以实证方法为主，早期以多元回归模型和协整检验居多，所采用的数据集有面板数据，也有时间序列。
总的来说，学者们将入境旅游影响因子归为如下几大因素：客源国收入水平、地理距离、本币汇率水平、目的地旅游产品的相对价格（Garín-Muñoz 和 Amaral，2000；Garín-Muñoz，2007；Surugiu 等，2011）、上期的入境旅游人数（Luzzi和 Fluckiger，2003）、交通成本（Lim 和 McAleer，2001、2002）、政治风险（Mervar和 Payne、2007）。在这些影响因素中，与入境旅游呈正相关的因素主要有客源国收入水平、目的国汇率水平、上期的入境旅游人数，这些因素在逻辑上是很好解释的，客源国强大的支付能力成为当地游客频繁出境旅游的重要支撑，目的国汇率水平的下降意味着目的国货币贬值，促进了本国旅游服务贸易的出口，而旅游具有惯性作用，Luzzi 和 Fluckiger（2003）指出其具有持续性，对下期入境旅游产生显著影响。而与入境旅游呈负相关的因素主要有目的地旅游产品的相对价格、地理距离、交通成本、政治风险，目的地旅游产品相对客源国价格与两国之间的交通成本越高，势必会减弱客源国游客出境旅游的欲望，而政治风险通过对目的地制度环境的恶化作用，对当地入境旅游产生负面效应。
旅游引力模型作为国际上所广泛采用的衡量某地对外旅游吸引力的计量模型，Eilat 和 Einav（2004）利用动态引力模型，将双边贸易流量、双边移民、共同边界、地理距离以及政治冲突等因素看作为入境旅游的主要影响因素。
第 3 章 中国入境旅游现状与特征分析...............................17
3.1 现状分析..............................................17
3.1.1 总体状况......................................17
3.1.2 客源地分布状况.....................................19
第 4 章 实证结果与分析.................................26
4.1 模型构建与变量选取.......................................26
4.1.1 模型构建....................................26
4.1.2 变量选取与数据来源...................................28
第 5 章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39
5.1 研究结论...................................39
5.2 政策建议...................................40

第 4 章 实证结果与分析

4.1 模型构建与变量选取
4.1.1 模型构建
（1）总体效应。我国历来强调对外要加强人文交流，尤其是“一带一路”战略的“五通”概念提出后，其中的“民心相通”便明确指出了文化交流的重要性，而孔子学院作为一种重要的文化交流手段就登上了历史的舞台，截至 2019 年年底，全球已有 162 国家或地区设立了 550 所孔子学院和 1172 个孔子课堂。多年来，孔院致力于对汉语及汉语学习的推广，增进世界各国或地区对汉语文化的了解，加强我国与别国的教育与文化合作，极大地促进了中华文化的广泛传播。
本文使用 2004 年至 2017 年客源国至中国入境旅游人数的面板数据，以我国对外文化交流的定量化数据作为核心解释变量，以孔子学院及孔子课堂作为代理变量（以下均简称孔子学院）来进行衡量，客源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人口总数、中国与各国首都之间的地理距离、客源国相对于我国的相对价格、文化距离与客源国的制度质量为控制变量，为了减少可能存在的异方差问题，本文将部分变量对数化，结合其他相关的影响因素
（2）不同入境旅游目的。外国人民受不同目的动机驱使来华旅游，《中国旅游统计年鉴》已对其进行了明确的细分，所以我们感到好奇的是，如果本文以文化交流为突破点，研究其对入境旅游的影响，那么不同的入境旅游目的会对文化交流的入境游效应产生怎样的异质性影响？毕竟有部分动机看似与文化因素无明显联系，例如探亲访友，且会议商务及服务员工似乎与经济因素关联性更大。由此，本文根据不同的入境旅游目的，将基础模型中加总的入境旅游人数拆分为四组数据，再进行实证检验。

第 5 章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5.1 研究结论
本文以 2004 年至 2017 年我国 41 个入境旅游客源国为样本，利用引力模型考察了我国对外文化交流对我国入境旅游的总体效应及分样本情况，实证研究结论如下：
与以往研究结论相似，客源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人口规模、共同边界及共同语言对我国入境旅游影响为正，地理距离影响为负，但稍有不同的是，文化距离的影响为负。文化交流有效地促进了中华文化的传播，增进了国家间的互信与共识，从而对于国家之间的经济合作、政治关系、人民交往及资源共享，发挥了明显的功效，显著促进了我国的入境旅游。孔子学院作为我国对外文化交流的典型方式，向全球传播了中华文化，推广了汉语的使用，其所产生的显著而积极的入境旅游效应是不容忽视的。
不同类型的客源国对对外文化交流的入境游效应具有异质性条件约束，其会因客源国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同而存在差异，在高经济发展水平的国家，对外文化交流的入境游效应有显著正面影响，建立孔子学院个数越多，越促进我国入境旅游人数增长；与之相反的是，在低经济发展水平的国家，文化交流与入境旅游的关系并不明显。
文化交流的入境游效应也会因客源国与我国文化距离的远近而产生区别，孔子学院对于远文化距离客源国的入境旅游发挥了强显著的作用，对于近文化距离客源国的入境旅游所发挥的作用则并不明显，说明文化交流在极大程度上增强了两国人民的熟悉与互信。
文化交流的入境游效应在客源国不同的入境旅游目的并没有出现明显差异，文化交流的积极影响在会议商务、观光休闲、探亲访友及服务员工四类目的下均有所体现。
文化交流的入境游效应在经过替换文化距离变量为文化交融指标的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是显著为正的，基本可以证明本文结论是稳健的。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