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有企业比重对中国制造业出口复杂度的影响研究
时间：2021-01-24 来源：www.jbevzenko.com
本论文实证分析了国有企业比重对制造业出口复杂度的影响，不仅从整体制造业出发，还将其按要素密集度分为劳动/资本/资本和技术密集型行业，按研发密度分为低技术/中技术/高技术行业，按提供生产资料和生产消费资料分为轻工业和重工业，研究不同行业中的国有企业比重对出口复杂度影响的异质性；此外，本文还分析了国有企业比重影响制造业出口复杂度的机制。
第一章绪论
第一节 研究背景及意义
一、选题背景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通过承接发达国家产业转移、融入国际分工体系，实现了经济飞速发展，中国制造产业的发展与提升促进了中国对外贸易的迅猛增长。1978 年中国货物出口贸易总额占全球货物出口贸易总额比重为 1.27%，2018 年这一数字上升到12.77%，中国贸易进出口总额为 4.62 万亿美元（约合人民币 30.51 万亿元），占全球贸易总额的 11.75%，货物出口额、进出口总额均位居全球第一（UN Comtrade），中国对外贸易的奇迹式增长使得中国在国际贸易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2019 年中国对外贸易受到中美贸易摩擦和制造业疲软等因素影响，中国进出口总额 4.58 万亿美元（约合人民币 31.54 万亿元），同比下降-1%（美元名义下），中国出口商品总额同比增长 0.5%（美元名义下），保持正增长，中国仍是全球最大的贸易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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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研究思路和结构安排
一、研究思路
本文使用出口复杂度衡量出口竞争力和出口技术水平，并研究国有企业比重对制造业出口复杂度的影响。为了对出口复杂度概念和研究现状有清晰的认识，本文首先对国内外相关文献进行归纳整理，主要分为三类：出口复杂度的测度方法、出口复杂度水平研究、国有企业比重影响出口复杂度的相关研究。接着分析了国有企业比重影响出口复杂度的理论和作用机制。然后对国有企业比重和中国制造业出口复杂度测算结果展开分析，根据国内外文献，本文选取学界常用的 Hausmann 等（2007）方法，并借鉴姚洋和张晔（2008）方法剔除进口贸易中的制造品的影响，使用 UNComtrade 数据，计算出中国 2000-2018 年 26 个制造行业出口复杂度数据。最后，本文使用上述数据，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和全面 FGLS 回归方法，实证分析了国有企业比重对出口复杂度的影响，并进行行业异质性分析、影响机制分析和稳健性检验。基于上述研究，本文在最后提出了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二、结构安排
本文分为六章，每章的具体内容安排如下：
第一章是本文的绪论。该部分分为三节，第一节是选题背景和研究意义；第二节是研究思路和结构安排；第三节是本文创新点和不足之处。
第二章是文献综述。该部分分为三节，从三个角度梳理了国内外学者关于出口复杂度和国有企业比重影响出口复杂度的文献。第一节是关于出口复杂度概念和测度方法的文献；第二节是对中国出口复杂度的具体研究，主要从国家层面、省级层面、行业层面和企业层面四个角度展开；第三节是国有企业比重影响出口复杂度的相关研究。
第三章是国有企业比重影响出口复杂度的理论和机制分析。该部分分为三节，第一节分析了出口复杂度概念的理论来源，分别从比较优势和生产能力理论对出口复杂度进行阐述；第二节分析了国有企业比重影响出口复杂度的理论；第三节分析了国有企业比重影响出口复杂度的机制。
第四章是国有企业比重和中国制造业出口复杂度测算结果分析。该部分分为三节，第一节对国有企业比重数据进行分析；第二节介绍了本文测算出口复杂度的方法和数据来源；第三节分别从国家层面和行业层面研究中国制造业出口复杂度的现状和变化趋势，并将剔除进口贸易中的制成品影响前后的中国出口复杂度进行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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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献综述
第一节 出口复杂度测度方法
出口复杂度最早可追溯到 Michaely（1984）提出的贸易专业化指标，贸易专业化指标用来衡量出口产品所包含的复杂度和技术含量，Michaely 认为一国或特定产业的产品复杂程度和技术含量与该国或地区的人均 GDP 正相关，因此其将出口一产品的所有国家或地区的人均 GDP 进行加权，权重为一国该产品出口额占世界该产品出口总额的比例，以此得到衡量产品复杂度和技术含量的贸易专业化指标。关志雄（2002）在 Michaely（1984）基础上，提出了和出口复杂度相似的出口高度化指标，国家出口高度化指标分两步计算，第一步计算以人均 GDP 衡量的产品技术附加值，将一产品在各出口国中附加值占比为权重，以人均 GDP 为权数，该方法最后计算出来的产品技术附加值和国家人均 GDP 具有可比性；第二步计算各国出口结构的高度化，建立在“高附加值的产品占总出口额比例越高，该国出口结构越高度化”的假设上，以各产品附加值指数为权数，各产品出口额占该国总出口额比重为权重。Hausmannetal.（2005）1首次提出国家层面的出口复杂度，基于出口复杂度提出两步计算法，第一步先计算产品对应的人均收入指标（PRODY），以人均 GDP 为权数，以出口的相对份额为权重，即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使用相对份额而非绝对份额，剔除国家出口规模的影响，使得一些出口贸易额较小的国家也能被赋予较高的比重；第二步计算国家出口复杂度，以产品复杂度为权数，以各产品出口额占国家出口额比例为权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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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中国出口复杂度研究
根据 Hausmann 等（2007）测度出口复杂度的方法，在计算产品出口复杂度后，可进一步计算国家或区域层面的出口复杂度，尽管许多学者对出口复杂度的测度方法进行了调整，但研究内容多集中在国家层面的研究，许多中国学者基于中国经济区域发展不均衡的问题，在省际层面对中国出口复杂度进行了探讨，此外，还有少量文献基于行业和企业层面对出口复杂度进行研究。
一、国家层面的出口复杂度
众多学者使用跨国数据研究国家层面的中国出口复杂度。Rodrik（2006）采用Hausmann 等（2005）的方法，基于 HS 分类下 6 位码数据对中国出口复杂度进行研究，发现中国的出口复杂度远高于同收入水平的国家，这一观点被称为 Rodrik 悖论，Schott（2008）采用出口相似度指数，发现中国与 OECD 国家的出口相似度指数远高于同等人均 GDP 的其他国家，Jarreau 和 Poncet（2012）运用 Rodrik 方法也得出相同结论。杨汝岱和姚洋（2008）通过测算 1965-2005 年间 112 个国家的有限赶超指数，发现中国出口商品的技术含量不断提升，中国出口结构已从低技术为主转变为中等技术为主。对于 Rodrik 悖论，国内外学者开始探讨其内在原因，一部分学者通过数据实证中国出口复杂度并不像 Rodrik（2006）计算的异常高，樊纲（2006）测算 1995-2003 年 102 个国家的技术附加值，发现尽管中国出口品技术水平有所提升，但尚未达到世界平均水平，中国进口相对较高技术水平产品、出口较低技术水平产品的格局没有改变；杜修立和王维国（2007）将 Hausmann 等（2007）计算产品技术复杂度中的出口份额调整为生产份额，发现 1980-2003 年中国出口商品的技术结构没有明显提高；姚洋和张晔（2008）剔除进口中间品对最终品技术含量的影响，得出 1997-2002 年我国出口品国内技术含量并没有提高的结论；Amiti 和 Freund（2008）同样认为剔除加工贸易出口产品后，中国并不存在“Rodrik 悖论”。另一部分学者则从中国实际情况来解释 Rodrik 悖论的内在原因，如 Xu（2010）认为直接使用 Hausmann 等（2007）会高估中国出口复杂度，一是中国各地区经济发展不均衡，东部沿海省份出口份额非常高，人均 GDP 也较高，二是中国出口的产品价格较低，未考虑出口产品质量因素会高估出口复杂度，因此他引入一个产品质量乘数和对采用中国 9 个沿海出口省份加权人均 GDP 替代全国人均 GDP，对产品技术复杂度进行修正，研究发现中国出口技术复杂度并没有出现 Rodrik（2006）异常高的值。丁小义和胡双丹（2014）则从加工贸易角度解释 Rodrik 悖论，认为扣除出口品中的进口中间投入后，中国出口复杂度有一定程度的下降。最近的研究中，黄继炜（2019）采用姚洋和张晔（2008）的方法，发现 1996-2016 年我国出口技术复杂度和国内技术复杂度均呈现上升趋势。李洲和马野青（2020）通过 2000-2014 年 WIOD 投入产出表测算基于增加值的中国出口技术复杂度，发现入世后的中国出口技术复杂度提升较快，但这一增长背后更多的是由于全球出口技术复杂度上升之势的水平效应，中国出口技术复杂度仍处于相对落后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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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国有企业比重影响出口复杂度的理论和机制.....................14
第一节 出口复杂度理论分析...........................14
第二节 国有企业比重影响出口复杂度的理论..........................15
第四章 国有企业比重和中国制造业出口复杂度测算结果分析...........................21
第一节 国有企业比重数据分析...............................21
第二节 出口复杂度测度方法和数据来源.....................................23
第五章 国有企业比重影响中国制造业出口复杂度的实证分析...........................32
第一节 模型和变量设定.............................32
第二节 数据和研究方法.........................34
第五章 国有企业比重影响中国制造业出口复杂度的实证分析
第一节 模型和变量设定
一、模型和变量设定
借鉴 Hausmann 等(2007)、祝树金等（2010）等经验分析，本文使用 2000-2016 年制造业分行业面板数据，研究国有企业比重对中国制造业出口复杂度的影响，建立面板数据模型如下：
1.制造业出口复杂度（Esi）。如前所述，本文采用两种方法计算行业出口复杂度，一是直接使用 Hausmann 等（2007）的方法计算出口复杂度，二是在此基础上剔除进口贸易中间制造品投入的影响计算得到国内出口技术复杂度，数据方面则使用 UNComtrade2000-2018 年 104 个国家 STIC（Rev3.0）4 位码层面的一千多种产品，通过上述方法和数据测度了 2000-2018 年我国制造业细分行业的出口复杂度，制造业出口复杂度提高代表我国制造业出口竞争力和出口技术水平的上升。在模型回归时，采用剔除进口贸易影响的出口复杂度作为因变量进行基准回归，将直接使用 Hausmann 等（2007）的方法计算的出口复杂度作为稳健性检验。
2.国有企业比重（Ge）：一般认为，非国有企业激励机制完善、管理更加灵活、生产和技术效率更高，如张军（2009）发现非国有企业比国有企业拥有更高的技术效率，因此，一行业的国有企业比重越高，越不利于行业出口复杂度的提升；但另一方面，国有企业拥有大量创新研发需要的资源，如资金、人才、政府补贴和税收优惠等政策，这些优势在国有企业在提升出口复杂度上可能会起到促进作用，此外，国有企业体制能够更好地保护其知识产权，保证了国有企业技术进步的预期收益，有利于其开展创新活动。因此，国有企业比重对出口复杂度的影响是正反两方面的。此外，制造业内部不同行业之间具有显著的异质性，在不同类型的制造业中，国有企业比重对出口复杂度的影响差异性可能较大。本文以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总资产/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总资产来表示各行业国有企业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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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结论与政策启示
第一节 基本结论
本文基于 Hausmann 等（2007）方法剔除进口中间制造品影响，对 2000-2018 年 26个中国制造行业国内出口技术复杂度进行测算，以此来衡量中国制造业国际竞争力和出口技术水平，并实证分析了国有企业比重对制造业出口复杂度的影响，不仅从整体制造业出发，还将其按要素密集度分为劳动/资本/资本和技术密集型行业，按研发密度分为低技术/中技术/高技术行业，按提供生产资料和生产消费资料分为轻工业和重工业，研究不同行业中的国有企业比重对出口复杂度影响的异质性；此外，本文还分析了国有企业比重影响制造业出口复杂度的机制。本文的主要结论如下：
（1）2000-2018 年中国制造业出口复杂度呈现稳步提升态势，除 2003 年和 2009 年外，中国制造业出口复杂度均为正增长。在国家层面的制造业出口复杂度上，中国和美日德等发达国家相比仍然存在差距，但已形成追赶之势；和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处于领先地位，和巴西、印度尼西亚的优势逐步拉大，但印度制造业出口复杂度和中国的差距正在逐步缩小。制造业细分行业出口复杂度来看，按谢建国（2003）将制造业划分为劳动/资本/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三大类，2000-2018 年这三类行业出口复杂度均稳步提升，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复杂度提升幅度最大。
（2）从总体样本来看，国有企业比重对中国制造业出口复杂度呈现显著的负向影响，原因来源于两方面，一是国有企业在生产和技术效率等方面不及非国有企业，二是制造业行业存在较大的异质性。
参考文献（略）
第一章绪论
第一节 研究背景及意义
一、选题背景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通过承接发达国家产业转移、融入国际分工体系，实现了经济飞速发展，中国制造产业的发展与提升促进了中国对外贸易的迅猛增长。1978 年中国货物出口贸易总额占全球货物出口贸易总额比重为 1.27%，2018 年这一数字上升到12.77%，中国贸易进出口总额为 4.62 万亿美元（约合人民币 30.51 万亿元），占全球贸易总额的 11.75%，货物出口额、进出口总额均位居全球第一（UN Comtrade），中国对外贸易的奇迹式增长使得中国在国际贸易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2019 年中国对外贸易受到中美贸易摩擦和制造业疲软等因素影响，中国进出口总额 4.58 万亿美元（约合人民币 31.54 万亿元），同比下降-1%（美元名义下），中国出口商品总额同比增长 0.5%（美元名义下），保持正增长，中国仍是全球最大的贸易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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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研究思路和结构安排
一、研究思路
本文使用出口复杂度衡量出口竞争力和出口技术水平，并研究国有企业比重对制造业出口复杂度的影响。为了对出口复杂度概念和研究现状有清晰的认识，本文首先对国内外相关文献进行归纳整理，主要分为三类：出口复杂度的测度方法、出口复杂度水平研究、国有企业比重影响出口复杂度的相关研究。接着分析了国有企业比重影响出口复杂度的理论和作用机制。然后对国有企业比重和中国制造业出口复杂度测算结果展开分析，根据国内外文献，本文选取学界常用的 Hausmann 等（2007）方法，并借鉴姚洋和张晔（2008）方法剔除进口贸易中的制造品的影响，使用 UNComtrade 数据，计算出中国 2000-2018 年 26 个制造行业出口复杂度数据。最后，本文使用上述数据，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和全面 FGLS 回归方法，实证分析了国有企业比重对出口复杂度的影响，并进行行业异质性分析、影响机制分析和稳健性检验。基于上述研究，本文在最后提出了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二、结构安排
本文分为六章，每章的具体内容安排如下：
第一章是本文的绪论。该部分分为三节，第一节是选题背景和研究意义；第二节是研究思路和结构安排；第三节是本文创新点和不足之处。
第二章是文献综述。该部分分为三节，从三个角度梳理了国内外学者关于出口复杂度和国有企业比重影响出口复杂度的文献。第一节是关于出口复杂度概念和测度方法的文献；第二节是对中国出口复杂度的具体研究，主要从国家层面、省级层面、行业层面和企业层面四个角度展开；第三节是国有企业比重影响出口复杂度的相关研究。
第三章是国有企业比重影响出口复杂度的理论和机制分析。该部分分为三节，第一节分析了出口复杂度概念的理论来源，分别从比较优势和生产能力理论对出口复杂度进行阐述；第二节分析了国有企业比重影响出口复杂度的理论；第三节分析了国有企业比重影响出口复杂度的机制。
第四章是国有企业比重和中国制造业出口复杂度测算结果分析。该部分分为三节，第一节对国有企业比重数据进行分析；第二节介绍了本文测算出口复杂度的方法和数据来源；第三节分别从国家层面和行业层面研究中国制造业出口复杂度的现状和变化趋势，并将剔除进口贸易中的制成品影响前后的中国出口复杂度进行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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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献综述
第一节 出口复杂度测度方法
出口复杂度最早可追溯到 Michaely（1984）提出的贸易专业化指标，贸易专业化指标用来衡量出口产品所包含的复杂度和技术含量，Michaely 认为一国或特定产业的产品复杂程度和技术含量与该国或地区的人均 GDP 正相关，因此其将出口一产品的所有国家或地区的人均 GDP 进行加权，权重为一国该产品出口额占世界该产品出口总额的比例，以此得到衡量产品复杂度和技术含量的贸易专业化指标。关志雄（2002）在 Michaely（1984）基础上，提出了和出口复杂度相似的出口高度化指标，国家出口高度化指标分两步计算，第一步计算以人均 GDP 衡量的产品技术附加值，将一产品在各出口国中附加值占比为权重，以人均 GDP 为权数，该方法最后计算出来的产品技术附加值和国家人均 GDP 具有可比性；第二步计算各国出口结构的高度化，建立在“高附加值的产品占总出口额比例越高，该国出口结构越高度化”的假设上，以各产品附加值指数为权数，各产品出口额占该国总出口额比重为权重。Hausmannetal.（2005）1首次提出国家层面的出口复杂度，基于出口复杂度提出两步计算法，第一步先计算产品对应的人均收入指标（PRODY），以人均 GDP 为权数，以出口的相对份额为权重，即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使用相对份额而非绝对份额，剔除国家出口规模的影响，使得一些出口贸易额较小的国家也能被赋予较高的比重；第二步计算国家出口复杂度，以产品复杂度为权数，以各产品出口额占国家出口额比例为权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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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中国出口复杂度研究
根据 Hausmann 等（2007）测度出口复杂度的方法，在计算产品出口复杂度后，可进一步计算国家或区域层面的出口复杂度，尽管许多学者对出口复杂度的测度方法进行了调整，但研究内容多集中在国家层面的研究，许多中国学者基于中国经济区域发展不均衡的问题，在省际层面对中国出口复杂度进行了探讨，此外，还有少量文献基于行业和企业层面对出口复杂度进行研究。
一、国家层面的出口复杂度
众多学者使用跨国数据研究国家层面的中国出口复杂度。Rodrik（2006）采用Hausmann 等（2005）的方法，基于 HS 分类下 6 位码数据对中国出口复杂度进行研究，发现中国的出口复杂度远高于同收入水平的国家，这一观点被称为 Rodrik 悖论，Schott（2008）采用出口相似度指数，发现中国与 OECD 国家的出口相似度指数远高于同等人均 GDP 的其他国家，Jarreau 和 Poncet（2012）运用 Rodrik 方法也得出相同结论。杨汝岱和姚洋（2008）通过测算 1965-2005 年间 112 个国家的有限赶超指数，发现中国出口商品的技术含量不断提升，中国出口结构已从低技术为主转变为中等技术为主。对于 Rodrik 悖论，国内外学者开始探讨其内在原因，一部分学者通过数据实证中国出口复杂度并不像 Rodrik（2006）计算的异常高，樊纲（2006）测算 1995-2003 年 102 个国家的技术附加值，发现尽管中国出口品技术水平有所提升，但尚未达到世界平均水平，中国进口相对较高技术水平产品、出口较低技术水平产品的格局没有改变；杜修立和王维国（2007）将 Hausmann 等（2007）计算产品技术复杂度中的出口份额调整为生产份额，发现 1980-2003 年中国出口商品的技术结构没有明显提高；姚洋和张晔（2008）剔除进口中间品对最终品技术含量的影响，得出 1997-2002 年我国出口品国内技术含量并没有提高的结论；Amiti 和 Freund（2008）同样认为剔除加工贸易出口产品后，中国并不存在“Rodrik 悖论”。另一部分学者则从中国实际情况来解释 Rodrik 悖论的内在原因，如 Xu（2010）认为直接使用 Hausmann 等（2007）会高估中国出口复杂度，一是中国各地区经济发展不均衡，东部沿海省份出口份额非常高，人均 GDP 也较高，二是中国出口的产品价格较低，未考虑出口产品质量因素会高估出口复杂度，因此他引入一个产品质量乘数和对采用中国 9 个沿海出口省份加权人均 GDP 替代全国人均 GDP，对产品技术复杂度进行修正，研究发现中国出口技术复杂度并没有出现 Rodrik（2006）异常高的值。丁小义和胡双丹（2014）则从加工贸易角度解释 Rodrik 悖论，认为扣除出口品中的进口中间投入后，中国出口复杂度有一定程度的下降。最近的研究中，黄继炜（2019）采用姚洋和张晔（2008）的方法，发现 1996-2016 年我国出口技术复杂度和国内技术复杂度均呈现上升趋势。李洲和马野青（2020）通过 2000-2014 年 WIOD 投入产出表测算基于增加值的中国出口技术复杂度，发现入世后的中国出口技术复杂度提升较快，但这一增长背后更多的是由于全球出口技术复杂度上升之势的水平效应，中国出口技术复杂度仍处于相对落后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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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国有企业比重影响出口复杂度的理论和机制.....................14
第一节 出口复杂度理论分析...........................14
第二节 国有企业比重影响出口复杂度的理论..........................15
第四章 国有企业比重和中国制造业出口复杂度测算结果分析...........................21
第一节 国有企业比重数据分析...............................21
第二节 出口复杂度测度方法和数据来源.....................................23
第五章 国有企业比重影响中国制造业出口复杂度的实证分析...........................32
第一节 模型和变量设定.............................32
第二节 数据和研究方法.........................34
第五章 国有企业比重影响中国制造业出口复杂度的实证分析
第一节 模型和变量设定
一、模型和变量设定
借鉴 Hausmann 等(2007)、祝树金等（2010）等经验分析，本文使用 2000-2016 年制造业分行业面板数据，研究国有企业比重对中国制造业出口复杂度的影响，建立面板数据模型如下：
1.制造业出口复杂度（Esi）。如前所述，本文采用两种方法计算行业出口复杂度，一是直接使用 Hausmann 等（2007）的方法计算出口复杂度，二是在此基础上剔除进口贸易中间制造品投入的影响计算得到国内出口技术复杂度，数据方面则使用 UNComtrade2000-2018 年 104 个国家 STIC（Rev3.0）4 位码层面的一千多种产品，通过上述方法和数据测度了 2000-2018 年我国制造业细分行业的出口复杂度，制造业出口复杂度提高代表我国制造业出口竞争力和出口技术水平的上升。在模型回归时，采用剔除进口贸易影响的出口复杂度作为因变量进行基准回归，将直接使用 Hausmann 等（2007）的方法计算的出口复杂度作为稳健性检验。
2.国有企业比重（Ge）：一般认为，非国有企业激励机制完善、管理更加灵活、生产和技术效率更高，如张军（2009）发现非国有企业比国有企业拥有更高的技术效率，因此，一行业的国有企业比重越高，越不利于行业出口复杂度的提升；但另一方面，国有企业拥有大量创新研发需要的资源，如资金、人才、政府补贴和税收优惠等政策，这些优势在国有企业在提升出口复杂度上可能会起到促进作用，此外，国有企业体制能够更好地保护其知识产权，保证了国有企业技术进步的预期收益，有利于其开展创新活动。因此，国有企业比重对出口复杂度的影响是正反两方面的。此外，制造业内部不同行业之间具有显著的异质性，在不同类型的制造业中，国有企业比重对出口复杂度的影响差异性可能较大。本文以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总资产/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总资产来表示各行业国有企业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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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结论与政策启示
第一节 基本结论
本文基于 Hausmann 等（2007）方法剔除进口中间制造品影响，对 2000-2018 年 26个中国制造行业国内出口技术复杂度进行测算，以此来衡量中国制造业国际竞争力和出口技术水平，并实证分析了国有企业比重对制造业出口复杂度的影响，不仅从整体制造业出发，还将其按要素密集度分为劳动/资本/资本和技术密集型行业，按研发密度分为低技术/中技术/高技术行业，按提供生产资料和生产消费资料分为轻工业和重工业，研究不同行业中的国有企业比重对出口复杂度影响的异质性；此外，本文还分析了国有企业比重影响制造业出口复杂度的机制。本文的主要结论如下：
（1）2000-2018 年中国制造业出口复杂度呈现稳步提升态势，除 2003 年和 2009 年外，中国制造业出口复杂度均为正增长。在国家层面的制造业出口复杂度上，中国和美日德等发达国家相比仍然存在差距，但已形成追赶之势；和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处于领先地位，和巴西、印度尼西亚的优势逐步拉大，但印度制造业出口复杂度和中国的差距正在逐步缩小。制造业细分行业出口复杂度来看，按谢建国（2003）将制造业划分为劳动/资本/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三大类，2000-2018 年这三类行业出口复杂度均稳步提升，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复杂度提升幅度最大。
（2）从总体样本来看，国有企业比重对中国制造业出口复杂度呈现显著的负向影响，原因来源于两方面，一是国有企业在生产和技术效率等方面不及非国有企业，二是制造业行业存在较大的异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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